限制阶层流动的因素日益突出
当前我国阶层流动受阻的原因是多维度的，在众多的制约因素中有几个方面是较为突出的：
第一，“制度障碍”难以逾越。“制度障碍”是制约阶层流动最为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在我国尤为明显。“制度障碍”突出表现在户籍、教育、分配等制度对阶层流动的制约。以户籍制度为例，户籍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登记制度和管理制度两方面内容，户籍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凭据，对整个社会的分层和流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户籍制度致使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国家各种资源的配置都在向城市倾斜，使得大部分农村人处于社会的底层。对于他们来说，实现阶层流动也就意味着身份的改变，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民很难改变身份，即使进城务工也被称为“农民工”。而城市中的各项制度尤其是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又都是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不能获得市民身份也就意味着不能获得相应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农民的阶层向上流动也就无从谈起。
户籍制度影响程度深、范围广且根深蒂固，要想逾越其对阶层流动造成的障碍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户籍制度只是众多制度障碍中比较突出的制度之一，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制度都对阶层流动起着阻碍作用，这无疑增加了逾越制度障碍的难度。
第二，家庭背景成为“隐形门槛”。阶层流动受阻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封闭性，而家庭先赋性因素发挥重要作用则是社会结构封闭性的重要表现。家庭先赋性因素发挥重要作用又反过来固化阶层。以“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为代表的“二代”现象就是家庭背景作用下的阶层再生产现象。因此，当前我国阶层流动受阻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背景的“隐形门槛”作用日益凸显有着非常大的关联。
第三，“知识改变命运”失灵。一直以来，教育都是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在古代社会，“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商”、“学而优则进”，这说明科举制是底层社会的人们进入上层社会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而且是最为有效的途径。虽然在科举制的教育体制下阶层流动的概率并不高，但是这一途径对于底层社会的人们来说是通畅的，让人们看到了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希望，并为之而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教育对于改变命运也是非常有效的，很多时候，教育对于阶层流动来说就是一个充分条件，从我国的教育现状来看，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教育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大学教育，但是我们会发现：教育对于阶层流动的作用日益弱化。这种作用的弱化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高等教育已不属于精英教育，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已经不能很好地促进阶层流动。另一方面，教育已很难单独对阶层流动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即使获得了精英教育，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有效支撑，也是“一木难支”，“拼爹”现象的涌现就很好说明了这个问题。可以说，很多时候，教育对于阶层流动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这也就弱化了个人自致性因素在阶层流动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