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腐败”比“硬腐败”更具持久、深广的毒性
主持人：“软腐败”为何一直得以存在，与“硬腐败”相比，“软腐败”的危害在哪儿？
刘国强：“软腐败”的存在有各种复杂的原因，它与我国重视人情往来、盛行送礼之风的文化传统有关。也反映了对权力监管上的不力，或者是因为权力运行不公开，不透明，对各种违规的“软腐败”缺少监督，或者权力异化被默认。一些人认为只要不贪不拿，不要不占，即使吃了，喝了，用了，送了，也算不上腐败。
“软腐败”发生面广，影响直接而深远。它严重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和公信力，败坏了社会风气，也成为滋生“硬腐败”的温床。如不能遏制“软腐败”，公正清廉的政治风气就无从实现。
陈家喜：我国“软腐败”有其滋生的土壤，如公共财政支出不透明、人大预算监督乏力、反腐制度缺乏细则以及重人情的社会习俗等。
“软腐败”同样是一种腐败行为，并且由于其较为细微而不易被察觉，更容易滋生、效仿、蔓延和扩散，久而久之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党政干部大吃大喝、讲特权、谋私利，必然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软腐败”也会蔓延到社会，进而破坏社会风气。当社会盛行走后门、找关系、送礼办事的规则时，无疑会增加公共活动和社会交往的成本。
张涛甫：“软腐败”作为一种“非罪”腐败，危害性不可低估，若不下猛药根治，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都可能是灾难性的。它直接发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皮底下，直接触碰群众的神经，实实在在地损害了政府和党的形象。
“软腐败”是“硬腐败”的“潜伏期”。很多“硬腐败”就是从“软腐败”升级而来的，同时，作为一种“人情腐败”，它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像扩散的癌细胞一样，四处吞噬社会良善，以“人情”的面目腐蚀人心，它比“硬腐败”更具有持久、深广的毒性。
轻罪重罚，确保制度威慑力
主持人：那么，应该如何根治“软腐败”呢？
张涛甫：我认为，根治“软腐败”需重典，也少不了“灵魂深处的革命”。得在思想和行为两个方面拧紧发条，尤其对那些手上掌握公权力和公共资源的人和部门，需要拉紧思想的缰绳，扎紧制度的笼子。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推行八项规定、反“四风”等举措，重拳反腐，最近又推出《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这些都对公权力腐败，乃至“软腐败”构成了雷霆万钧般的威慑。针对防不胜防的“软腐败”，仅靠一时的急风暴雨还是不行的，需要触及灵魂的观念革命，需要长效的制度坚守。此外，应该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和广度，让一切腐败，包括软腐败，在阳光下无处藏身。
陈家喜：根治“软腐败”，需要做到三个层面：一是制度监督细致入微，不留缝隙死角。牛栏关不住猫，如果反腐败的制度设计过粗过泛，缺乏可操作性，则很容易为腐败分子形成可乘之机。二是轻罪重罚，确保制度威慑力。新加坡反腐口号是“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 惩处贪污贿赂不以是否达到特定数额为依据，即使很小的腐败行为也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同时还会面临失去公职、养老金等处罚。这些举措形成了强大的制度吓阻功能，有效地打消了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三是完善制度配套，形成权力监督体系。腐败的形成与垄断、暗箱操作成正比，与公众参与成反比，即：C=M＋（D－A），腐败=垄断＋(暗箱操作－公众参与)。因此在强化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的同时，要十分注重配套制度的建设，如政务公开、反腐败国际合作等，形成监督机制的整体设计，铲除权力腐败的滋生土壤和生成空间。
刘国强：要根治“软腐败”绝非易事，这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和法律规范，形成对领导干部政绩和作风的考察评价机制，防止各种形式的权力滥用和寻租。当前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还需进一步细化，并长期坚持，在此基础上，加强公务员的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以使硬性约束逐渐内化为国家公务人员的自觉行为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