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弘治帝也许是太祖、世祖之后最为勤政的君主，几乎每天主持朝会，因早朝时间太短，再开午朝，此外还通过日讲、经筵、召对等增加咨访议政时间。为扭转官场中拖沓怠惰的风气，最高当局给六部、都察院等中央部门处理政务的时间规定了程限，“有旨令即看详以闻者，复奏无过二日；看详以闻者，无过三日。事干他司，须行查者，无过十日”；又向地方官发布书面指示：“凡尔有司，莫非天职，勿以一事不修为无损，勿以一民不获为不足忧，勿以一郡一邑不安为无害于治”。当时对官员的政绩考察，都一再强调“务得实迹，不可偏听枉人”——干部的进用斥退，全看你怎么做，而不是听你怎么说。备受史家称道的“弘治新政”，正是靠这种勤政务实之风造就的。
扭转奢靡之风中的正能量和负能量
无论除奢返俭还是惩虚崇实，凡振刷风气，都不能缺少庙堂高层欲正他人先正自身的表率作用。唐文宗不仅本人衣食俭朴，励行节俭，还要求皇亲国戚和上层官员“皆务俭薄，率先兆人”。其女儿延安公主只因所穿衣裙宽大费料，即以“衣服逾制”遭父皇面斥，按照各人管好太太子女的原则，连累驸马窦澣被扣两月俸钱。明代陈洪谟历仕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孝宗励精图治，认为弘治时期宜称“治世”。在他所写的《治世余闻》中提到，弘治皇帝勤政，带动了凡有资格参加朝会的大小官员，都积极赴会。机关里谈话，说起早朝话题，有应答不上的，就会被视为懒货，“人自愧悔，蓋有不令而自不能安寢者”。先后辅弼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大臣，亦多为气正风清的楷模。以王恕为例，据熟悉他的官员说，有一次王恕的儿子从故乡三原来北京探亲，“只如贫士，止骑一骡而已”；王恕把闺女嫁给一个姓宋的国子监学生时，只从市井雇了一乘双人小轿，国家给父亲的待遇，闺女没沾上一点光；王恕太太拿二两银子托云南的官员买颗宝石给女儿做首饰，再三叮咛千万不能让老头子知道。从讲述者充满敬佩的口吻看，可知王恕传递给朝士们的多是正能量。
有正能量，自然也有负能量，振刷风气的利钝迟速，便是两种能量的此消彼长。比如唐文宗的宰臣们对皇帝带头“恭勤节俭，冀革其风”的成效，有个客观评价：“陛下节俭省用，风俗已移，长裾大袂，渐以减损。若更令戚属绝其侈靡，不虑下不从教”。听话听音，距真正“绝其侈靡”还远，主要是因为亲贵外戚这个特权阶层在释放负能量。正史记载，王涯主持制定的《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经文宗批准颁发后，马上引出权贵们的激烈反对。监督法令实施的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杜悰不敢得罪这些人，只好采取变通办法，先拣比较容易实施的部分推行，其他则放宽限制。结果，“事竟不行，公议惜之”。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明代：弘治元年朝廷就诏令内官不许僭穿蟒衣，其后又两度重申禁令，直到弘治十七年，皇帝仍在向阁臣抱怨，“内臣僭妄尤多。”即如《明史》所言：“孝宗加意钳束，故申饬者再，然内官骄恣已久，积习相沿，不能止也”。所以不仅编织笼子不易，想把骄纵惯了的人关进笼子也难。
积习难改、抗令违禁之外，还有见风使舵、弄虚作假的。嘉庆帝倡俭反奢时，皇族中有个叫昭梿的私下写道：“今上复以恭俭率天下，故在朝大吏，无不屏声色，减驺从，深衣布袍……以自诩其节俭”，并具体点出什么人什么人，都是声色自娱的底子，眼下仅仅是为了迎合“今上”才装模作样，“亦一时风气然也”。等风头一过，故态复萌或当不免。由此看来，怎样才能使改变风气的一时成效转为常态化、长效化，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作者为上海书店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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