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光鲜”场面，都需要有财力支撑，仅靠 “廉俸”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官场奢靡相尚而致政风衰颓之后，必是贪风兴起，吏治腐败。唐文宗朝反奢文件说：“车服第室，相高以华靡之制；资用货宝，固启于贪冒之源”；明孝宗朝反奢文件说：“盖奢侈则用必多，用多则财必不足，财不足则贪暴行”，都是对因奢启贪之内在逻辑的精辟揭示。
政治革新从抑奢崇俭入手
因奢滋腐，百弊相生，所以历史上的“锐意惩革”，多从抑奢崇俭、振刷风气入手。唐文宗在即位诏书中宣布“以慈俭为宝”，除了立即停建或拆毁御马坊、马球场等一应建筑，对皇家戏剧音乐歌舞娱乐等单位大加裁减外，还明令改革皇帝巡行的应接礼仪，不得陈设花蜡，不准结彩华饰，也不许拆毁民众坟丘以拓宽道路等。明孝宗从即位起便以革除奢弊、节用恤民为急政，“内外衙门修建寺塔、庵观、庙宇、房屋、墙垣等项一应不急之务，悉皆停止，不许擅自移文兴工，违者治以重罪”。还多次取消上元、端午、冬至、庆成等节日官宴，“以节钱钞”。嘉庆一朝反对奢华，尤称雷厉风行。亲政伊始便革除了严重败坏官风的进呈古玩器物的积年大弊，违者以抗旨论。颁旨罢贡玉石后，“一时珠玉之价，骤减十之七八”。
欲求惩弊黜奢的长效，必须加强对相关制度的维护。唐文宗说 “理道所关，制度最切”，就是这个道理。本文开篇提到的《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在强调“俭以足用，令出惟行”的同时，坦言“积习流弊，余风未革”，并指出主要原因便在于“有司不禁”，制度废弛。鉴于违规现象普遍，而且现行舆服制度多是玄宗时期修订，迄今已有一百多年，不少细则同现实脱离，文宗遂特命尚书左仆射王涯主持对这些制度重加整理。王涯在综合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依据律令格式，结合现实情况，拟成一个《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内容包括服饰、车马、导从、住房、器用等多个方面，对于官员各依品秩高低、职事繁简的不同待遇，皆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大和六年十月七日，该《制度条件》经唐文宗诏准生效。翌年八月唐文宗又诏令“百官士族”必须遵守这个制度，“如有固违，重加黜责”。
反对奢靡之风，重在提倡勤政实政
反对奢靡之风，加强制度维护的意义，不仅仅是对消费的抑制。关于这一点，唐文宗在批准王涯所奏《制度条件》的诏书中讲得很到位：这些制度的目的，在于藉“务从俭朴”以清除“颓风”。所谓“颓风”，特指因奢侈而导致的颓败的官风政风。从史料记载看，汉唐明清振刷风气的历史样本，都毫无例外地把抑奢倡俭的成效，落脚到惩革虚饰怠惰、提倡勤政实政上。
汉代昭宣之治的实政特色，史家已有“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津津称道。本始三四年间，各郡国连遭旱灾，中央除了免除受灾地区租税劳役，并及时遣使对贫困户赈济外，还对乐府等吃财政的文艺单位实行裁员，“使归就农业”。宣帝还有个特点，不为虚假套话蒙蔽，也不为谀谄媚言迷惑。听取地方领导汇报，“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有个益州刺史王襄，找人创作了《中和》《乐职》《宣布》三部曲，热忱歌颂今上开创“天下和平，四夷宾服”新时代，因而“屡蒙应瑞”的“盛德”，组织青少年合唱团进京演唱。宣帝摇头说：“吾何足以当之哉！”下令将合唱团退回益州。这种不尚空谈、勉干务实的思想作风，对官场正能量的释放很起作用，“汉世良吏，於是为盛”，涌现出许多被誉为“循吏”的实干家，“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
唐文宗和汉宣帝一样以勤政务实著称，即位后严格遵守按时主持朝会的制度，每次都很晚才退朝。曾经与宰相郑覃、李石一起协商如何整治各部门工作拖拉效率低下，李石认为这都是官吏生活安逸、无所事事造成的结果，郑覃也说“三十年已来，多不务实”，建议“丕变风俗，当考实效”。由是决定“振举法度”，包括加强任职考核、重视施政实效、严肃风纪监察等一系列措施。尚书左丞韦弘景纠举吏部授官不公，吏部尚书、侍郎俱受处分，有六十七人被取消任官资格。将作监王堪因太庙修缮懈怠废职，拖成一年多的烂尾工程，被扣罚俸禄，免去职务。还有翰林学士薛廷老因“终日酣醉”被罢职，桂管观察使裴弘泰因赴任迟滞被降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