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与放
总体的收放战略是用宏观上的收来保证微观上的放
新领导层的改革战略可以用“收放自如”这个概念来形容，但这主要不是“想收就收，想放就放”的意思。因为这次改革的关键目标在于形成比较稳定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就意味着这一次的某些“放”、某些“收”都具备长期稳定的性质，并且需要有制度化的保障，而不是随着领导者的意愿可以自如地更改。譬如说，在“加快”性质的改革中，政府削减的那些审批权、允许民间进入的经营领域，今后想收回来的难度加大了，尽管理论上仍然是可能的。“收”的部分，譬如说统一的反腐体制和安全体制，也是具有长期稳定性的。
经过多年改革中经验教训的洗礼，新领导层的收放战略表现得更加深思熟虑，似乎跳出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循环。总体的收放战略是用宏观上的收来保证微观上的放，多些年前的改革就在运用这种战略，现在看来是能够取得稳定成效的时候了。
点与面
中央表现出了敢于做系统性决策的勇气和信心，同时强调地方和基层需要有改革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新领导层的改革战略更加强调顶层设计，《决定》中说“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次拿出来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这些特征。对于过去的改革，我们也不能夸大其“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中国的改革者一直有比较强的顶层设计意识，在早期改革者那里，改革所要针对的主要问题，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所要经过的主要阶段，所要采取的主要方式并非那么模糊。改革者为了减少阻力，有意采取了模糊的说法，与此同时借助基层人民的具体实践把自己内心中的想法表达出来。改革初期，通常的改革模式就是“基层创新+中央支持”，即使中央有了某种设想，也是到基层设立试点，取得成效之后，再扩大试点，成功后再全面推广。由点到面的做法并非改革开放时期的产物，中共在革命时期就尝试过这种做法，新中国成立后搞建设也是如此。改革中期，地方、基层主动地进行了各种改革试验和创新，很多信息汇集到了中央，这就越来越多地需要中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大量的加工处理，然后拿出统一的意见。还有的改革，地方是无法先行先试的，需要中央自上而下地去推动。改革走到现在，改革中需要“顶层设计”的分量就加重了很多。中央这个时候勇于面对这一点，表现出了敢于做系统性决策的勇气和信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那么，今后的“摸着石头过河”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摸着石头过河并非糊里糊涂过河，改革总是人运用头脑来推进的，总是有设计的成分，只是这种设计由谁来进行。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时，要更多地强调地方和基层需要有改革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基层，可以大胆地创新很多做法，出了问题比较容易收回来。
统与分
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让地方治理主体的权力边界明确起来
前面几种关系已经涉及到统与分的问题，这里重点讲一下纵向治理关系。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简单的“单一制”或“联邦制”很难描述清楚中央和地方的治理关系。宪法中的总原则是“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只是描述“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党组织的纵向治理关系则主要遵从党章中的“四个服从”中的后两项原则，那就是“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过去，将改革综合部门放到政府序列中，这次《决定》将这种组织放到党内，其设置意图符合党章中的组织原则。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机构是受执政党领导的，因此，地方治理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到什么程度，是由执政党决定的，进一步说，是由党中央决定的。这种关系符合笔者曾讲过的“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逻辑。这样的一种政党是“转型性政党”，而不是西方的“交易性政党”，它需要执政党在改革过程中发挥发动机的作用。
也许因为成熟地认识到发展中大国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决定》要求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让执政党中央在改革中的地位进一步清晰地显示出来。不过，在党中央总揽改革大权的情况下，地方的自主性边界位于何处呢？《决定》中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事权划分”可以看出部分的逻辑，“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这里面的“中央事权”、“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的关系体现出权力纵向划分的逻辑。这是在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让地方治理主体的权力边界明确起来，让它们知道自己的自主性空间究竟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