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皮亚上述一部分哲学观点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取决于我们的常识，我们认为的合理解释，取决于我们的已有观念，当我们作出一个“好”或“坏”、“正确”或者“错误”的判断时，意识形态已经在发生作用了，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的认知，感觉还有需要，实证主义裹挟着意识形态，而世界主义又何尝不是？换言之，世界主义与实证主义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上并无本质区别。我们真能超越特定视角的局限，超越自己的生存境遇看世界吗？在某种意义上说，普世价值也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幻觉而已。
在宗教意识形态层面上，世界主义尊重多元的宗教信仰，反对以任何信仰之名义实施的恐怖活动、谋杀行为。已成为世纪节点的“911事件”给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带来的重创和惊骇至今尚未平息，偏执的宗教信仰遭遇恐怖分子时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可见一斑。本·拉登已然成了所有宗教狂徒的“精神领袖”，阿皮亚将这些恐怖分子视为“反世界主义者”，他们妄想全世界都信仰一种宗教，认定只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才是普世价值，此“普世价值”非彼“普世价值”，用世界主义的观点看这是一种伪普世价值，不承认镜子的破碎而非要说这是一面完整的镜子是多么大的谬误啊。他们面对不同信仰，如果不能征服那就只能踏平，踏平一切差异，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这显然违反了世界主义的基本原则，那么对此，阿皮亚认为，必须予以道德谴责，世界主义的宗教宽容也是有限度的，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为西方干预其他地区宗教纷争、“反恐”由舆论声讨向制裁攻击的升级提供了合法性。有趣和尴尬的是，“世界主义”的两个重要功能也凸显出来：一方面掌握了话语权，一方面维护了西方利益。
在文化和生活方式层面上，世界主义赞美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这是不同人类群体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一次，阿皮亚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文化帝国主义”。阿皮亚指出，文化帝国主义塑造了边缘区域群体的意识，西方殖民者将殖民地人民当成白板而任意地写下信息，灌输给他们诸种意识形态观念，打造殖民地与其同质化的生活方式—是对人类的极大不尊重、对文化多样性的极大不尊重。阿皮亚没有止于批判，他做的更多的是重新考量文化帝国主义。第一，在打造同质化生活方式上，文化帝国主义真的一手遮天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人们在失去差异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创造出新的差异性，任何外来的东西多少都要沾染本土色彩才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才会保持市场。第二，世界主义肯定文化的多样性，更肯定人类个体具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哪怕这种选择是改变他原来的、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他没有义务被迫维持自己认为没有意义的习俗。第三，“文化帝国主义”本身会不会就是一种危言耸听的提法？文化输出不是一件坏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才得以发展。好莱坞影响了殖民地的土著，但同时也深深影响了其他西方国家，这显然不能说是“文化帝国主义”。论述至此，世界主义已经变成了为文化帝国主义一辩的工具了，世界主义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真正态度显然是正向的。实际上，阿皮亚暗中抽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历史意识，暗中修改了殖民地人民的文化记忆，而使他们失去了抵抗文化帝国主义的能力。
世界主义兼具温情和自私两副面孔，愈是自私地为西方国家谋求利益，愈是温情地呼吁重建世界的道德秩序，世界主义是一种西方霸权话语形式，它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认同都深深地镌刻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旦为它所征服就很难从其中逃离。
由此再来反观世界主义的实践，也许我们有理由对世界主义抱以更多的警惕。比如在保存文化遗产问题上，阿皮亚谈到，文化遗产关乎整个人类群体利益，而非其作为一种财产的实际所有者或者能够充分领悟其价值的人群，所以不应当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而应当从世界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文化遗产问题。如果一些物质文化遗产的所属国家贫穷落后而无力保存乃至有效开发它们，与其惋惜心痛，不如将这些文化遗产放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尊严地公开展示，一方面有利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文化遗产的妥善保存。阿皮亚举大英博物馆作为例子，那里是“世界文化传统的集结之地”，假如大英博物馆能够通过巡展、图书出版或者网络虚拟等具体方式，使其收藏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为公众所欣赏和服务，就是对全人类的贡献。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主张和善意的行为让我们困惑：西方国家从殖民地掠夺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将凭借代为保管和人类整体利益的理由永远占有吗？对于祖先父辈留下来的历史和心灵载体，殖民地人民就只能到西方国家或者在大型博物馆巡展之际花很多的钱匆匆看一眼吗？任何理由都无法让我们不为此感到悲哀。
不妨说，世界资本全球流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养育了“世界主义”这样一种霸权话语的温情与自私，它是针对资本冰冷逻辑至上的世界里诸种矛盾与冲突提出的想象性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