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力呼吁“中国化”
“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按自己的‘坐标’研究问题，以简明易懂的语言陈述问题。”
——与现实脱节的研究令他忧心
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常务副校长、校长……哲学家的智慧经受住了实践考验，也推动了实践发展。在他和同事们的苦心经营下，武大哲学系日益壮大，百年武大也驶上了发展快车道。
此时的中国正在改革开放道路上摸索前进。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群众的迷惘也开始抬头。“我们还需要马克思吗？”“哲学是空话，‘四化’要的是经济效益”……种种论调刺痛了陶德麟。
“我坚信哲学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等于抛弃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抛弃了观察处理当代一切复杂问题的最科学的方法。”他接连写下十余篇文章，批驳谬误，激浊扬清。
然而，捍卫真理不等于迷信教条。他也清醒地看到，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疏远疑虑，和学界的研究取向、传播方式不无关系。
近年来，一些哲学家专注于和现实脱节的问题，“热心于建构新体系，用一大串涵义不明的‘新’名词、‘新’说法来作推演，弄出一套又大又空的理论，使人读了莫测高深”。更有甚者，不但张口闭口海德格尔、避而不谈中国实际，还把话说得佶屈聱牙、艰深晦涩，他对此十分反感。
哲学虽然是抽象程度最高的学问，但“理论如果在书斋中自说自话，就只有死路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躬身走进老百姓中去，才能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有感于此，他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响亮呼声——
“黑格尔说过，‘我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我们也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按自己的‘坐标’研究问题，以简明易懂的语言陈述问题。”
这成了他心魂所系的话题。
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隆重启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首席专家，他强调编写教材“应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成果”“保持明白流畅的文风”，这成了课题组成员们记忆深刻的“金句”。
2013年3月27日，一篇题为《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文章出现在《湖北日报》头版，作者正是陶德麟。
短短两千字通晓流畅，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角度解读中国梦、探寻中国梦的实现路径，鼓励人们胸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走好“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中国道路’”。
共鸣很快被激发。短短几天，湖北社科界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大讨论”。4月中旬，经光明日报挖掘报道，讨论热潮迅速蔓延至全国。
“恰逢其时，触及了当前理论界的重要现实问题。”“讨论反映了知识界的自觉与自责，打开了思想的闸门，应该长期深入下去。”……各界学者纷纷撰文，参与到讨论中来。“小文章”引出了“大文章”，这令陶德麟欣慰有加。
“这绝不是对我个人一篇短文的回应，而是对时代呼声的回应，”陶德麟感慨，“十几亿人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料，唯有不断探索、提炼，才能产生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创造。”
爱智忧民师道真
“我深感自己是个平庸的探索者，在浩瀚无际的哲学大海里乘桴而行。而今垂垂老矣，还常常自觉如童稚之无知。然而我并不怨悔。”
——桑榆晚境，壮心不已
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是陶德麟留给后学的印象。
“陶先生很保护学生，从不给我们贴标签，从未让我们尴尬，却恰如其分地促人勤学自省。当我成为教师之后，才知道这样做有多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冯平喟叹，“我初任教时，对树立优良学风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豪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诩，所以狂傲至极，动辄‘枪毙’学生论文。学生私下送一绰号：‘四大名捕’之‘温柔一刀’。有次开会遇到陶老师，我以此炫耀，他只轻轻说了一句：‘学生还在学习阶段，不要以你现在的水平要求他们。’此话似当头棒喝，顿时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褊狭。他让我认识到：师者，首先要是一个仁者。”
学生写的文章有一点出彩的地方，就要充分肯定；有一点创新，就要及时鼓励。这是陶德麟对自己和教师们的要求。
对本专业以外的学生，他一样爱才。
1997年，湖南考生李若晖报考武大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硕士。这位年轻人在古汉语方面发表了数篇突破陈说、引发关注的论文，但外语未考过线。得知此事，已卸任校长职务的陶德麟专门写信给学校负责人，力主破格录取：“若囿于陈规，失之交臂，是瞽于识才也。”李若晖终于圆梦，后又考取北大博士，现已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让他牵挂的，不只是学生。
“校长爷爷，我是附小的学生。我家停电了，我要做作业，怎么办呢？”一位小女孩打来电话。
“学校施工，水泥搅拌机吵得我们睡不着觉，怎么办啊？”凌晨四点，一位教师打电话来“投诉”。
担任校长期间，年轻教师评职称、学生宿舍漏雨、退休教师要房子……都习惯问他“怎么办”。
虽繁琐细碎，他却从不敷衍。“这些事对学校全局好像是小事，但对个人就是大事。要办好学校，对这样的‘小事’也要认真解决。”他常一天工作14个小时。
然而，陶德麟的严格也在全校出了名。
一方面，他要求学生不要成为老师的“复制品”；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学风严谨，言必有据。他批阅论文的意见有时长达上万字，学生论文达不到合格水平，决不允许提交答辩。
“我当年论文修改到第三稿时，先生正住院手术，行动尤其说话很不便。我以为他会放宽些标准，不料，先生躺在病床上，照样认认真真地看，仔仔细细地改，毫不苟简。”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倪勇感慨不已。
“古人说‘不知老之将至’，我是明知‘老之已至’，但有生之年不敢懈怠而已。”陶德麟笑言。
他对哲学怀有无尽的爱，甘愿探索至最后一刻。年轻一辈身上，寄托着他的厚望与嘱托。在他看来，中国学者皆应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尽管，任何哲学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为万世开太平”，但哲学家不可无此追求。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相统一，才是哲学家应有的境界。
“陶先生追随真理之心不曾动摇。他的信仰从不因客观环境的变化、别人的闲言碎语甚至打击而改变。这种因真理而生的浩然之气，使他敢于为国家、为人民、为时代发声。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有此情怀。”武大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感叹。
“胸罗正气常忧国，笔扫彤云只务真。”乘一叶哲学之舟，陶德麟航行于浩渺无际的真理海洋。那搏风击浪的强音是最响亮的召唤，必有后学紧紧跟上，必有风帆在这条勇者航路上继续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