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阴霾勇发声
“乍暖还寒夜正深，残冰犹自伴彤云。池边小草冲泥出，不为争春只报春。”
——参加讨论后，他心情激动
1974年，李达初步平反，陶德麟也总算回到了教师队伍，但仍被视作“有严重问题的人”，处处受限。“文革”结束，举国欢呼，理应是云开日出了，但雾霾真的散尽了吗？
1977年2月7日，“两个凡是”的论调出台。照此推理，“文革”本身并没错，错的只是林彪、“四人帮”对“文革”的歪曲。这让陶德麟更为担忧。
这种担忧，在9月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次会议后，更为深重。
会议主题是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40周年。收到邀请后，已跟外界失去联系11年的陶德麟冲破阻力，赴京参会。邢贲思、汝信、赵凤歧、陈筠泉、陈中立……学者们劫后重逢，感慨万端。
一个共识在讨论中清晰起来——“文革”虽去，遗毒仍在。只有摧毁“文革”全套理论的哲学基础，才能挣脱“两个凡是”的枷锁。而在支撑“文革”的理论中，一个错误观点必须驳倒——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领袖的“最高指示”。
冻结十年的冰面坚硬如铁，如何炸开它，释放那浩荡澎湃的春河之水？
时机终于来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立即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支持者众，反对声也格外严厉，“反动且荒谬”“丢刀子”“攻击毛主席”等指责如疾风骤雨，扑面而来。
陶德麟决心发声，做“实践标准的坚定支持派”。一个多月后，中国社科院在北京召开“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收到邀请，陶德麟再次顶住压力，亲赴会场。火车上，他心情澎湃，提笔写下一首小诗：“乍暖还寒夜正深，残冰犹自伴彤云。池边小草冲泥出，不为争春只报春。”
陶德麟被推举为第一讨论组副组长，组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初作者、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
7月17日，大会开幕。一种兴奋而忐忑的气氛笼罩在会场上空。
小组讨论中，多数人旗帜鲜明地赞同只能以实践检验真理，也有人质疑、犹豫，甚至震怒——“这是个什么会？是举旗还是砍旗？我不参加了！”当即拂袖而去。
不断传来的“小道消息”也加重了紧张空气。“党中央不支持这个会”，“某主要领导大发脾气，说一帮学者在‘开黑会’”……然而，探求真理的渴望与使命感战胜了纷扰，会议继续举行，讨论越来越热烈。
23日下午，会议闭幕。陶德麟作了大会发言。他针对常见误解一一阐析，从理论上加以澄清，得出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很快，《哲学研究》第10期就发表了这篇文章。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找到人民日报的汪子嵩和《哲学研究》杂志的张岱，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是三封毛泽东亲笔信的复印件。上世纪50年代，李达正在撰写《〈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胡适思想批判》，毛泽东多次写信给他，指出自己文中的不当之处：“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这无疑是铁证：毛主席从不讳言自己文章的不妥之处，又何谓“句句是真理”？
12月25日，三封信在《哲学研究》第12期发表，并被广泛转载，对破除“两个凡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怀着思想解放的火种，陶德麟回到武汉，用一场场报告四处播火。很多听众激动得拍红了巴掌，但面露惊讶之色的也不在少数，写满问题的小纸条每次都会递上厚厚一叠。
一次，在武汉市图书馆的报告结束后，主持人悄悄提醒陶德麟：“如果不把毛主席的话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会不会犯错误？”陶德麟只好解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身就是毛主席的话啊。对方将信将疑。陶德麟当场拿出《实践论》，指着“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一段原话给他看，他这才放下心来。
看来，想要打破多年来形成的思想禁锢，仍很艰难。
陶德麟手中的笔挥得更勤了。《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实践怎样检验认识》《真理阶级性讨论中的一个方法问题》……一篇篇文章接连问世，在讨论热潮中引发关注。
“这其中，《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特别被学界推崇。因为在当时，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基本接受，但对‘唯一’二字仍有怀疑。而为什么逻辑证明和认识对象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并没有论证过，需要独立研究。老陶就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从理论上证明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陶德麟的“老战友”、武大哲学系教授朱传棨感慨。
贡献不会被遗忘。1995年，这篇文章获得了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时，距其发表，已过去了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