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渭渠(1929—2010)，日本文学研究家、翻译家。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冷艳文士川端康成》、《日本文学思潮史》、《日本文学史》(六卷)、《叶渭渠著作集》(三卷)、散文集《周游织梦》等，译有川端康成《雪国》等日本文学作品200余万字，主编日本名家作品集20种。
不仅是《日本文学史》，叶先生留下的全部著作与译作，已经成为中国日本文学翻译史、日本文学研究史中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借鉴。
每个人总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离开后的结果不同。有的人走了，便带走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有的人走了，却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很多，后人看到这些，睹物思人，便常会生起思念之情。叶渭渠先生当然属于后者。
在我们从事的日本文学翻译与研究领域里，叶渭渠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作为卓有成就的翻译家、著作家，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很多：六卷本的皇皇巨著《日本文学史》、三卷本的《叶渭渠著作集》、200多万字的译作、主编的20多套日本文学丛书与选集，还有不少散文随笔。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遗产。他的离去，使得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圈子似乎一下子空荡了许多。
作为老师和研究对象的叶渭渠
叶先生在世的时候，我们虽然常常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但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几十年来，其实也就是有限的几次而已，特别值得提到的有两次。第一次是1994年4月，我的博士论文《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答辩，叶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第二次是1999年9月，北京市社科规划办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召开拙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出版座谈会的时候，叶先生莅临会议并发言。因为这样的渊源，叶先生不仅仅是我的长辈，而且是对我的论文和著作做过指导和评价的师辈。在我的心目中，他也是我的老师。
叶先生还是我学术研究的对象。十几年前，我曾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再版题名《日本文学汉译史》）和《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两书中，用了较多的篇幅评述叶渭渠在日本文学译介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为了写好有关章节，我仔细阅读了他具有代表性的著译，用心琢磨了他在日本文学译介方面的观点和主张，并站在学术史的角度作出了评价。
大约在叶先生70岁左右的时候，我曾去团结湖畔的叶宅拜访过。从身体状况到精神状态，那时候的叶先生看上去至多五六十岁的样子，而且正值翻译与创作的高峰。不太大的一间书房里，并排着两张书桌和两台电脑，平日里叶渭渠、唐月梅夫妇就是这样并肩工作。那间书房的布局和样子，我至今清楚地记得。
80多年生涯中成果丰硕的20年
在叶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大部分业绩都是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间完成的。而这其中的大部分，又是在退休后的20多年间完成的，这就令人十分惊异了。在中外学术史与翻译史上，固然也有不少人留下了与叶先生一样优异而又丰富的著译，但像叶先生这样，在长达80多年的生涯中，用最后30年特别是退休后的20年，作出了这样卓越成就的，其实并不多见。叶先生在新的时代走得很快、走得很远，靠他对事业的执着与热爱，靠他文化人的责任感，更靠他那过人的努力与勤奋，卓然而成翻译与研究的大家，在某些方面为许多后辈望尘莫及。
我认为叶渭渠作为他那一辈学人的佼佼者，是很有代表性的，值得在学术史的平台上加以认真研究，而且这一代学者岁数都大了，有些口述史料应该先着手准备为好。为此，我曾在全国东方文学年会、研讨会等多个场合，呼吁学界重视对东方文学学术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为数不多的有成就的高龄学者的研究，有可能的话，最好写出他们的学术评传。这些学者中包括印度文学专家刘安武与黄宝生、阿拉伯文学专家仲跻昆、伊朗文学专家张鸿年、朝鲜文学专家韦旭升等在内的东方文学领域中的十几位翻译家与研究家。
三年前，我曾带着博士后卢茂君、博士生王升远及硕士生李文静去先生家中拜访，表达了希望对他们夫妇的翻译与学术加以研究的愿望，并希望在思路和资料上得到指点，两位先生都很配合。五个多小时的谈话，使我们受益颇多。
2010年6月，叶先生出院后身体很虚弱，但仍亲笔写信予我，再次希望我的《日本古典文论选译》完成后，能够列入《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出版。其对后学的关心和支持，令我十分感动。记得在叶先生住院期间，学习《东方文学史》基础课的本科生们自发地为先生写了祝愿早日康复的明信片，由班长统一寄给了叶先生。叶先生出院后，向这些学生每人赠送了一本亲笔签名的书，这在北师大文学院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