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无退路
中国新闻周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涉及领域之广、改革力度之大都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原因何在？
王一鸣：以前每次三中全会都会去讨论改革，但是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它是就某一个领域甚至其中某一个方面，比如农村的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是一个全面的改革，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军队、党建，是一个全方位总体的战略布局。
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解放了被落后制度束缚的生产力。过去35年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之源就是改革开放，走向未来我们还得靠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现在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说是一个重要关头？
王一鸣：从经济视角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正在从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本世纪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同比增长率的最高点，出现在2007年的二季度，为14.8%。此后，季度增长率在逐季回落，2012年季度同比增长率跌破8%，今年前三个季度增速是7.7%。
经济都有周期波动，短期波动取决于需求，包括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但是中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对这一轮经济的变化起了更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经常把这轮经济变化叫做“结构性减速”。
中国新闻周刊：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这种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王一鸣：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后，企业同样可以实现高速增长时的利润水平，财政收入也能维持大体不变，就业保持过去的规模，民生继续改善。当然，我们的速度放缓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大大减轻，发展更加可持续。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个靠技术进步，还有一个就是靠改革。
改革无终点
中国新闻周刊：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存在多大的相关性？
王一鸣：改革开放35年，每一轮经济上升都是伴随着一次改革的推动。
第一轮是1981年到1984年的农村改革，迅速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商品很快丰富起来，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很快得到了扭转，所以有人把这轮改革叫“危机式改革”，不改走不下去。
第二轮，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也是巨大的突破。以前搞社会主义都是计划经济，后来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不敢说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也能够搞市场经济，这是个巨大的顶层设计。有人把这轮改革叫“顶层设计式改革”。
第三轮改革以本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遵循世贸组织的规则，所以我们就要修改大量的法律法规，有人把它叫做“倒逼式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经济领域改革面临哪些任务？
王一鸣：首先，要突破发展与转型关。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推进市场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现在商品和服务基本市场化了，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要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这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
其次，要突破公平与正义关。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的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以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定了191项，剩下的备案制。还要清理各种保护和优惠政策行为，优惠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某个主体的保护，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此外，还要推进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比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
再次，要突破政府与市场关。减政放权的同时，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而且要逐步透明化。政府越来越要从过去的前置管理主要是审批，转向中端和后端的监管。还有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这次《决定》提出的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一个突出要点，就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也包括预算更加透明，包括税制的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提高直接税比重，以及消费税改革、房地产税立法、资源税改革，环境“费改税”等等。
只有改革才能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改革无退路，改革也无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