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地掌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理性地选择反腐败路径,是反腐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步骤。中国共产党三个长时间段的反腐败政治构建体系的历史规律给我们的启示是,科学判断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是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关键。内容的判断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权力人民性宗旨以及特定时期的具体任务和实际目标的认识,同时决定着能否准确定位劣变生态因子的发生源。
目前,人们对如何预防和治理腐败形成了两种极端的思潮。一种提倡以改革或革命的形式,通过群众运动反对腐败,另一种倡导完全依靠市场和利用西方的民主来反腐。固然这两种思潮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复杂原因,但都是对当前中国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做出了错误性的判断。第一种思潮普遍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社会特征呈现出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点,政治体制已经被完全腐化,唯有通过革命性的群众运动才能根除腐败现象。这种思潮其实是将私有资本的负面功能无限放大,错误地认为党内出现的权贵资本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第二种思潮则认为,中国尽管已有30多年对外开放的历史,但社会性质依然是中央集权制,腐败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要根除这种现象唯有完全西方民主化。这种错误思潮,实际上一方面忽视了党自身对传统旧体制的不断变革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否定了这样的事实,即市场经济体制中自带的“劣”属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畸形,从而滋生出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
为了正确把握当前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特点,我们必须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对相关内容的正确判断和分析,以此作为党选择理性合适的反腐途径的科学依据。即一方面,认清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确保这一科学判断不会变。因此,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实现的内涵程度不会改变,即党的权力宗旨的发展任务是着力支持和领导人民群众巩固和完善新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说,通过革命性群众运动来反腐缺乏现实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还要意识到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新世纪呈现了新阶段的特征,具体表现是不完善的新体制与旧体制残余因素相互交织于党的权力运行的外生态环境中,市场经济下的社会,资本“恶”的势力苗头开始显现、理论上的社会风险出现了向现实转化的可能;表现在权力运行的内生态环境中,即在主流是健康的情境下,特定领域或部门出现了一些利益性的垄断集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深化和加大政治生态环境变革的力度和广度,不断地完善和丰富人民性宗旨内涵,逐渐彻底破坏诱发腐败现象的劣变生态因子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土壤,达到根治目的。
清醒地认识到劣变生态因子具有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工作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当前的中国还处于社会转型期,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瞬息万变,这也导致隐藏在其中的劣变生态因子具有复杂多样性,不完善的新体制和旧体制残余对其产生影响,表现方式有体制的也有非体制的,表现内容有政治的、经济的,也有社会文化的等等。因此,要想彻底清除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长期坚持和不懈努力。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三个长时间段的反腐政治体系构建都立足于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特征,对出现的腐败现象和行为一方面严惩追查,另一方面,辅助以政党文化建设、政治社会化建设、经济和政治制度建设,以及政治行为建设。将反腐败工作视为一项长期和艰巨的系统工程,原则上,要做到打击和预防有机结合;目标上,将阶段性目标和长期性任务有机结合;行动上,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和调整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有机结合。上述政党文化建设、政治社会化建设、经济和政治制度建设,以及政治行为建设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将反腐政治体系不断巩固和完善。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将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以及相关政治经济体系的构建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并不是否定生产关系在某些领域和阶段的超越性突破,相反这恰恰能促进反腐败系统工程建设的力度、深度、效度和广度的提高,还需要鼓励和支持。例如,当前的反腐政治体系需要进一步调整,政党文化建设的作用就是要辅助解决其实践的先进性问题;政治社会化建设的辅助点在于帮助解决政党文化从依从型向信仰型转变的问题;经济政治制度建设辅助解决落实具体的制度和变革创新基本制度的问题;政治关系建设辅助点在于,帮助解决实现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在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相统一的通道和载体问题;政治行为建设有助于解决保障人民群众顺利行使权力的问题。上述这些问题是当前反腐败政治体系内存的薄弱环节,也是未来寻求突破和完善的切入点和关键点。
(作者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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