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的民主意识不断生成。在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过程中，由于公民多样化利益的产生，公民对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性活动必然会不断提出民主性的要求，公民对程序性民主的诉求会不断增强。随着少数利益集团势力的强大，利益集团凭借拥有的强大经济实力影响政治决策的现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权钱交易、受贿索贿、贪赃枉法等腐败行为严重侵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要求改革政治体制，消除政治弊端的政治参与呼声和行为，已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就指出了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政治体制的弊端，提出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从而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自此以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就一直在稳步持续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公民政治认知能力和水平以及政治效能感也不断得到提高。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愿望和要求，维护和实现自己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要求和民主意识更加强烈。在对外文化交往和交流过程中，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也进一步拓展了我国公民的政治视野，提升了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公民参与政治的意识和行为会得到了改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民主意识不断健全。
法制意识不断增强。社会转型期公民法制意识的变化和增强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确认。第一，公民维护自己的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公民开始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为名誉权、肖像权、著作权等打官司已很普遍。第二，公民对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府机关等政治行为有了明显的依法审视意识，也就是公民要求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依法行政。当某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违反了国家的法律，侵犯了公民和国家利益时，公民通过信访渠道或法律途径来表达自己参与政治愿望和显示自己维护权利的行动已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另一方面是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在嬗变中的背离。转型期，我国公民的政治意识在发生积极变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的问题，产生了一些背离或偏离的倾向。
政治意识中迷失的功利主义色彩。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模式和不同的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会导致人们不同的功利观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拜物教”始终统治着人们的思想，社会普遍盛行的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消极颓废的功利观。在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功利观是人们功利观中的主流，它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经济活动模式以及在中西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发生的文化价值的变化已经导致了人们的功利观的显著变化，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其功利观中“个人主义”色彩的增强和“物欲”的膨胀。在利益原则的确立、利益目标的设置以及利益实现方式的选择上，许多人开始摆脱过去那种从“集体利益”的大前提出发推导出自己的社会行为和经济活动的思维模式，而倾向于从个人的物质需要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社会行为和经济活动原则，片面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最大化。
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认同危机。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不断促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的形成。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求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必须作出适应性调整。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传统的威权政治体制失去了一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新的政治体制又没有形成，没有最终确立其权威性。因而，公民对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认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危机。有的人甚至拿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裁减、批评、取舍中国的政治制度，羡慕西方的多党制度和“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鼓吹西方政治文明的美妙。
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依赖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政治状况，是对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政治状况的反映。随着特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树立在其上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必然要发生变革。我国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政治状况的变迁，必然动摇旧有政治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从而动摇人们对原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信仰。在相当一部分人中，甚至在部分党员干部中，都不同程度产生了政治信仰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