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在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主办的“十年再出发——中国新闻发布实践与创新论坛”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抛出的一组数字让参会人惊叹：十八大以后，清华大学在各省副厅级以上领导当中做了一个非常粗略的统计，发现1/3有过新闻发言人的从业经验。“我说的这个事实，不是说大家当新闻发言人就能升官，这确实是未来选拔领导人的要求。”
2003年“非典”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出发点。2003年，中央提出建立健全国务院新闻办、中央各部门、各省区市人民政府三个层次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教育部、卫生部和公安部还建立了新闻发布会的日常发布机制，“黄埔一期”发言人也成为很多公众熟悉的明星发言人。中央和省区市召开政府新闻发布会在2005年是1088次，到2012年的时候达2237次，将近增加一倍。但是，毋庸讳言，现在政府信息公开程度跟公众知情权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有些新闻发言人不会说、不敢说，尤其是目前信息公开的方式和日新月异的媒体环境还有一定的隔阂。
10年的历练，新闻发言人该往何处去，改革和提升的方向又在何处？
发言人不能一无所知地扑到“火场”里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新闻发言人吕大鹏上任的时候，正是有关中石油中石化负面新闻集中爆发的当口。统计数字表明，2012年所有媒体关注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信息总量是55万多条，平均每天1522条，其中正面的只有19%，负面的占到42%，就是说每天平均有639人次在骂中石化。经过媒体传播放大的负面舆情492次，比2011年增长27.4%。有一段时间，单位的职工出去觉得挺丢人，原来说是“我为祖国献石油”，很自豪，后来变成“我为祖国喝茅台”了。吕大鹏有一个同事到机场接人，举着牌子上书“中石化”3个字，刚举出来，人们看他的眼神立马就不对了，他赶紧把牌子放下来。还有一位同事说他一上出租车，司机问去哪儿，如实相告之后，司机就开始抱怨油价贵问题，“现在我再乘出租车，人家问我去哪儿，我就说去外交部对面。”
吕大鹏说：“很不幸，我恰好在那个年头的6月接任新闻发言人，我曾经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做过测试，‘凭着你的第一感觉说说中石化在你印象中是什么概念’。大家说出了垄断、贪腐、天价、油价高，偶尔说一下质量还可以，其他80%都是负面的印象。这些信息让我感到十分惶恐，压力巨大。”
吕大鹏接手新闻发言人工作后不久，领导就通知他到香港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是去“救火”。对于从来没有负责过新闻发布会的吕大鹏来说，第一场新闻发布会要在香港举办，而且是去应对麻烦事。“我当时感觉要崩溃。”他说。
当时的情况是，中石化有6个集装箱的聚乙烯原料委托一个船运公司运到另外一个地方，结果遇上台风，掉到海里去了，颗粒漂在海面上。香港市民环保意识特别强，认为这个东西有毒，鱼吃了中毒，渔民的鱼销量下降了三成。当时，媒体铺天盖地连续报道，后来发现塑料袋上生产商是中石化，就经常到中石化驻香港公司抗议，提出要索赔两亿元。
“领导说，大鹏，你已经当新闻发言人两个月了，到香港去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吧。你的任务可不能是为化危为险，也不仅仅要化危为安，你要化危为机。”吕大鹏觉得这简直是一个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临走时，领导给了他三条承诺，让他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在发布会现场，吕大鹏的表态铿锵有力，充满真诚、自信。他说：“第一，不管这个事故责任是谁的，我们都来积极地参与清场，因为我们是专业人员。第二，不管这个事故责任是谁的，我们都愿意先垫付1000万港币来给大家提供资金。第三，如果将来法律责任界定是中石化的，不管多少钱我们领导承诺都赔。”没有想到的是，发布会结束后，效果特别好，现场的记者都很感动。
“我们当时的一个原则就是公开透明。除了正常的表态以外，还要有后期处理过程的公开透明。”紧接着，中石化派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清场，帮助购买清理设备、打捞，包括雇直升机侦查剩下的集装箱掉在什么地方，还专门委托毕马威公司来做监理。1000万港币的预算资金从去年到目前为止花了400万，还剩下600万。有专家评论说“广告效应远超1个亿”。香港一家报纸发了一篇社评，说中石化这种做法让人耳目一新。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该事件后来获得亚太地区2013年品牌与声誉杰出成就奖中的“危机管理金奖和社会责任金奖”，还入选全球社会责任50个最佳案例，最近又获得联合国环境基金会和香港环境保护协会的杰出企业社会责任奖。
“后来，我们董事长、总经理到香港去，人家都说你们这个事情处理得很好，尤其我们聘的独立董事说，‘吕大鹏我不认识他，但是他那三条铿锵有力，我作为独董都很自豪。’”说到此处，吕大鹏脸上露出了笑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领导的信任和授权。”
对于吕大鹏的这个故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特别有感慨，她说：“新闻发布是一把手工程，新闻发布的效果优劣与新闻发言人能力和水平的高下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全部。换句话说，新闻发布不仅仅是新闻发言人的工程，而是主要领导的工程，是一把手的工程。道理很简单，新闻发言人不是自然人，是社会组织的代表，他的发言需要得到一系列制度和机制的保障，包括信息收集制度、应急反应机制、对策研究机制等，这些机制和制度的建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组织内部进行资源整合和调配。”
程曼丽建议，持续多年的新闻发言人培训，可以换一个思路，或者做一个调整，在对发言人进行岗位培训的同时，重点面向各级部委一把手，对他们进行危机应对意识的培训。
卫计委发言人毛群安说：“发言人参与决策权，发言人调动资源的能力，这些都要赋予他。说到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动车事件新闻发布会的不成功表现，很多人还在提及，我们刨除王勇平的本身表达水准外，其实那一天他非常疲劳，而且一无所知，最后一下子冲到‘火场’里面去。其实，王勇平是一个很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