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社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市场社会中人们政治生活的基本关系。自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来，“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纷争涉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边界设定及其互动空间的问题，至今仍是学界热议的话题。
“个体”的内涵演变
在萨特的整个哲学历程中，“个体”自始至终都是其致思的原点。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萨特在自在与自为的对立框架内，将一个全新“个体”的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至。这个“个体”冲破了自近代以来附加于主体概念之上的任何思想束缚，打开了主体伦理学的一个缺口①，在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存在主义者不同，萨特甚至试图从存在主义出发展开另一种伦理学的建构话语。②
二战的惨烈、战后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及自己的政治实践，使得萨特最终放弃《存在与虚无》中的伦理学建构企图。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思想流变后，他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并试图在这种哲学的边缘处发展自己的存在主义。当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逐步展开其历史辩证法的理论话语时，他首先规定：作为历史辩证法起点的“个体实践”是受制于“物”，并且正是在“人”与“物”的辩证循环中才得以展开的。相对于“人的需要”，“物”总是匮乏的，这种“物”的否定性规定就构成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永恒张力。而这种“匮乏”的否定性也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传递给“人们”，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否定性关系就永远驱之不去。正是由于“物”的牵扯才使得“人”异化为“物”，而“人”透过各种形式构成的“群体”又使“异化”的扬弃得以可能。“人”与“物”的互相否定、互相依赖的关系充斥于实践的整体化演进过程中，而“个体”通过整体化的演进也能不断获得新的内容。这就是萨特历史辩证法的展开过程。
对于萨特哲学中“个体”内涵的演化历程，正如他早年的朋友阿隆所说：“无论萨特在何种角度展开，他从来没有超越自笛卡尔延续到胡塞尔的二元论窠臼，萨特所谓的意识是孤单的，并与物相缠绕。因此之故，人与人都是相互敌视的。”③
“群体”的形式跃迁
但纯粹独立的“个体”只是一个理想的设定，因为“个体”总是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个体的共同“在世”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实际上总是以某种“准群体”或“群体”的形式而存在。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区分了并合群体、誓愿群体、组织群体与制度群体等群体形式，这实际上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巴黎人民组织形式的“截面”与当时苏联官僚主义政治架构的组合。
并合群体是在一定的共同目标或外部敌对势力的驱动下集合起来的，是对“系列”的离散性的否定。但这个“并合群体”还没有一定的结构，并不是完全定型的；誓愿群体是并合群体逐渐解体之后形成的“幸存群体”。“危险的持久性却没有消失，依然在现实活动的契机之间持续下去。”④但由于迫切性的消失，群体行为也会四分五裂，而维护这种地位的方式就是“誓言”。正是通过誓言，才使得幸存群体中的第三者从别人那里得到他永远不会成为他人的保证；与誓愿群体相比，组织群体的内部出现分化，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确立了某种“功能关系”。正是分工确定了成员们的“功能”。于是，这种共性个体就在组织内部成为某种“有机个体”。“功能被同时确定为一个需要完成的任务（一个根据超验性客体确定的行动）以及每个共性个体同所有他人之间的一种关系。”⑤
但是对于机器（或工具）的各个部分含义的相互连接的关系，不是一种同机器的惰性人类有联系的一种人的惰性工具性，即同质性，而是围绕一个具体的目标的“共同对象化的运动”⑥。在这种运动中，组织群体会从流动的同质性过渡到被调整的异质性。这种分化的外在性根源是危险的情势，而内在性的根源则是由于宣誓群体中的“誓言”的矛盾性，导致组织群体中功能的变异性。于是，“博爱－恐怖”的原始关系就可能重新出现。正因为这种组织化群体依然存在“惰性化”与“无机化”的可能性，因此，“组织群体”被强化并固定为“制度群体”。
萨特区分了两种“制度”的变形形式：一是作为无机力量被承受的惰性构架，二是“分化”的形态。前者是相对于每个个体的预制惰性，后者则是由于分化而出现的“权威”。正是在权威的基础上，出现了所谓的“国家”。萨特从群体与系列的互动关系出发，认为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视为社会中的个体的产物或表现，因为这些个体大多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系列的”⑦。国家承担着某种中介人的角色：“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规定，这个规定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但是国家作为对阶级斗争的深刻否定而显示出来，它的合法性必须由它自己来维护，各种系列只能接受这种合法性而且它们非接受不可，况且国家必须以保障被统治阶级利益的面目而出现。”⑧很明显，萨特援引了列宁的某些观点，其理论参照系也由法国革命转移到苏联式社会主义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