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世界各国政党，其转型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现象。发达国家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大都经历了转型的过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社会党，先后经历过多次转型，随着德国社会结构的变迁，19世纪末社会民主党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改良党”的转型；二战后实现了由“阶级党”到“人民党”的转型；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由“纲领党”到“政策党”的转型等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历程，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党的意识形态应具有包容性、组织结构应具有开放性、社会基础应具有广泛性、历史使命应具有时代性等。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在战后和平建设的年代，也正是普遍经历了这样的转型过程。譬如，在党的性质上，大都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群众性政党，它们否定“职业革命家的党”，主张建立“群众性的党”；否定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从而否定了党对无产阶级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地位；强调党内民主，允许党内不同意见和不同文化思潮存在等等。如日共自称“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是日本国民的党”；意大利重建共产主义运动自称是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治组织；葡萄牙共产党自称“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政党”，等等。
在政党转型问题上，各国各地区的政党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例如，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既没有实现从无产阶级政党到人民群众性政党的转型，也没有实现从威权政党到宪政民主政党的转型，这些党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场事变中，顷刻间崩塌瓦解了。相反，台湾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则由于成功地实现了转型，不仅重新执掌政权，而且正在向“一党独大”的趋势演变。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虎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形成了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对国家渡过困难时期，特别是粉碎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起了重要作用，但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以来，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就是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也面临着国家在重要行业的垄断，如对土地资源，金融业的垄断，总之一切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都在国家的垄断下，而无利可图或搞不下去的行业，即以改革的名义，让社会，实际上是民众来承担，这已经严重伤害了民心，导致人民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受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完善。中国共产党如何面对市场经济规律，如何一方面放弃一些利益，另一方面又不致在重大的事关国计民生问题上失控，这就需要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办事，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元化的文化体制，这对于人民意志的集中和文化水平的提高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多元文化进入中国，一方面对多元文化我们不能一概视其为糟粕，拒之门外，另一方面也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全盘西化。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理论自信，同时也要吸收人类文明的新成果，不断发展、丰富和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目前，我们的主流媒体宣传仍是一套神圣化的东西，与世俗化的社会完全脱节，人民不理解，不践行，甚至极其鄙视。造成了宣传上的价值观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严重脱节。一方面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特别是共产党人价值目标的神圣性，同时要顾及到人民群众世俗化生活的要求，大力解决民生问题，让人民过上他们满意的生活。
三
实现政党转型，以应对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与各种社会风险，变得异常紧迫
人民论坛记者：当前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呈现新秩序、世界各国的心态及话语体系都因此而有所改变，再加上信息传播方式的革新，这一切都对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转型提出了严峻的时代课题。世界形势的发展对各国政党的转型时间表有什么新要求？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柴尚金：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政党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多样化，民主进程快速发展，给共产党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带来严峻挑战。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推进，社会中间阶层迅速扩大，传统的阶级对立让位于各种利益群体并存博弈，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及非政府组织参政意识增强，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民主诉求日益膨胀，不断发展的网络文化及民众参与意识推高了人们对政治民主的期望值。传统的民主集中制作为共产党的组织方式，是建立在阶级结构单一、利益高度一致基础上的，不太适应今天如此分散的众多利益诉求，迫切需要理论和实践创新。执政和非执政的共产党都面临着如何整合不同利益取向、有效实现民主的难题。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王建华：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经济高增长与社会稳定来巩固执政基础。遗憾的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将不可避免。与此同时，社会利益的分化使得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逐渐增多，社会稳定面临巨大压力。为此，如何实现政党转型，以应对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与各种社会风险，变得异常紧迫。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政党的运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虚拟的网络空间。当公众的利益诉求有了网络与新兴媒体后，政党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开始下滑，对政党支持率下降成为各类政党国家的普遍现象。因此，中共如何进行针对性的变革，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正绪：社会在经济富裕以后，社会人群对于政治的要求变化比较大，政党要尽快适应这个要求，比方说，怎样创造一些制度、机制来吸纳群众的意见，来把这些公民包容进体制中来，建立一个制度上的连接，避免形成政府、国家、公民之间巨大的割裂。
All politics are local，所有的政治都是本地的，我们容易误会转型总要在最高层发生，一定要最高领导层提出新的思路。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政治也应该常态化、“本地”化。也就是说，对于政治，不要管最高层、国家层是在干什么，而是关注每个人生活中面临的情况，每个党政机关在处理业务、实施治理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程序、方式、技术等。总的趋势是，在大的一党框架下越来越多元化，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领域都不断产生越来越不同的、越来越有效的新制度和新机制，民众所有问题都是在本地解决，都是在自己的领域、自己的空间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能够有渠道解决的话，这种治理的网络、治理的渠道就比较“稠密”、治理就比较有效。就像在日本，政党更替对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多影响，政治变成比较纯粹、思想性的活动，个人可能会比较倾向于哪个政党，但是选上去之后，到底生活有没有发生变化，并不重要。
当前执政党的体制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在经济结构上的调整，在治理方式、治理技术层面上的调整，都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所以我总的判断就是，中共应该利用好今后二十多年的时间，至少未来十年，在制度上做积极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