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三：重大关键改革任务能否按时完成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即到2020年各项制度要基本定型，也就是说，在“十三五”期间，各项改革要基本上完成。然而现在来看，改革可能会面临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是目前改革还处于顶层设计阶段，且主要是一些部门在设计，因此，可能存在的问题是，部门的利益以及集中权力的色彩很难全部消除掉；另外，一些改革方案不能科学化、民主化与公开化地来讨论和推进。
二是由于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利益的博弈，各方面改革中的利益获得者和利益削减者也会产生博弈，特别是目前减少利益的改革多，增加利益的改革越来越少，使很多改革方案可能成为缺乏力度的妥协方案，甚至存在使改革形式化、被走样的可能。
三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们提出要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然而现在我们有几百部法律、一两万个国务院部门与地方法规、条例，这些法律、法规、条例大多都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制定的，很多带有计划经济下行政管理、部门利益的色彩。如果要使这些法律、法规、条例得到全面的甄别、清理、修订、废除、讨论以至颁布，恐怕需要二三十年。因此，改革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触犯原有法律、法规的过程，改革者很容易陷入冒非常大风险的窘境，这是很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观望者多的重要原因。虽然中央提出要调动基层创新改革的积极性，但是依法改革、立法在先、依法办事牢牢束缚着相当多改革的设计，特别是实施和进展。因此，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相当多的重大关键改革任务在“十三五”期间能否完成。
挑战四：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的不足使弯道超车难度加大
现在，中央提出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然而在创业创新方面，我们面临着国际竞争、改革迟缓与转型困难的挑战。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我们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到再创新，包括从集成创新到自给自足创新方面，都受到美、欧、日、俄、韩等在很多领域的技术竞争。
二是在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以及利益分配机制上还存在诸多弊病和障碍。虽然这些方面国家都在积极推动，但实际的运作落实过程中还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比如专利的对外开放、知识产权的抵押入股、职务发明收入中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等方面；国家向体制内投入很大财力，也集中了不少人才资源，但是，体制内人才专利项目等资源，难以产品化和产业化，处于僵眠闲置浪费境地；再比如我们迟迟不能推进如硅谷银行那样的认购权证、投贷联动等改革，不能督促大型企业并购技术，推动科技中小型企业蓬勃发展的融资方式，导致科技型企业在风险投资、科技信贷、并购，一直到上市融资环节，资金链还是存在断裂的可能；还比如我们的央企对并购新的技术，在技术项目考核体制上还存在障碍。总之，我国在科技创新体制上，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灵活性上转变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三是我国在全球技术领先领域中总体上只占19%左右，同步的也只有1/4，在世界关键性技术领域中54%的技术还处于跟随状态。
因此，“十三五”期间能不能进一步通过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推动科技创新，实现大踏步弯道超车，在很多关键领域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难度。
挑战五：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面临困难
一是从制造业升级面临的环境来看，围绕“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多，而硬件技术的创新比较少；围绕物流、饮食服务、购物方面的投资和创新多，而围绕智能制造、物联网、3D打印方面的投资和技术创新还是比较少。这对于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硬件技术的突破非常不利。
二是工业内部结构不平衡且转型难度较大。传统的制造业、采掘业、建筑业，由于需求不足，产能大量过剩，如在钢铁业中，普通钢冶炼规模非常大，但是特种钢还需要进口。这类产业正在进行调整，但新的更高档次的制造业尚处于艰难发展中。
三是我国的服务业由于在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没有全面放开，没有得到国际服务业规则、质量标准等方面的竞争，导致我们的教育、医疗、健康、旅游等服务业体制僵化、水平落后，服务质次价高，从而造成这些方面的服务需求大量流出国外。
四是我国的城市化也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我国城市化中最大的问题是进城务工的人口不能市民化，导致相应的服务不能扩张。很多农民青年时候进城，因为买不起房、教育受限、没有户籍等，到老年工作不动了会回到农村，而80后和90后农民工，可能会在城市中无根，农村又回不去了，这种“青出老回”和不能市民化的漂泊，绝非市民化的城市化过程，不能真正带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
五是传统产能的调整受到“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需求在哪里”三大问题的制约，而且许多传统产业国有企业居多，国企尤其是央企的转型调整和改革如何推进，同样面临上述三个问题。这些都是产业升级转型所要面临的难题。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人民论坛记者杨鹏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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