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首先分析了2015年全球宏观经济总体形势，表现为整体复苏情况较为疲软，不同国家和地区情况分化明显，美国经济一枝独秀，欧洲经济温和复苏，日本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面临较大挑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位运行。其次，分析了2015年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大国际经济事件，包括TPP协议的达成以及人民币纳入SDR等。文章还总结了2015年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想，包括：关于贫困与社会福利的研究、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思想、过渡经济学理论等。最后，对2016年世界形势进行了预测和展望。
【关键词】世界经济 TPP 供给侧改革 SDR 过渡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运行分化加剧，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世界经济复苏依旧艰难曲折。预计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可能好于2015年，但不确定因素增多。整体来看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较复杂局面。
2015年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5年全球经济运行呈现出的主要特点是：整体复苏情况较为疲软，不同国家和地区情况分化较为明显，全球经济三轨运行：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开始引导加息；欧洲经济筑底改善，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面临较大挑战。受美元升值和全球需求趋弱等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低位运行。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10月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全球经济2015年将增长3.1%，比2014年低0.3个百分点，比2015年7月的预测值低0.2个百分点。国际权威评级机构穆迪在2015年11月最新发布的《全球宏观经济展望》中预计2015年二十国集团GDP增长率为2.6%。
在大宗商品和全球贸易方面，2015年国际石油价格低位运行，并呈现进一步下跌的态势，大部分石油产出国如沙特、伊朗、俄罗斯都没有选择减产保价。全球国际贸易也是不断萎缩，波罗的海干散货运指数（BDI）低位徘徊且不断刷新新低，通缩阴影弥漫在全球。
在美国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主要经济体中，目前只有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已经开始进入收紧政策、恢复常态下经济政策的阶段，美联储年内会否加息成为热门话题。IMF对于全球经济的预期在不断下调，唯独对美国的经济预期是上调的。2015年以来，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美元指数在2015年3月和12月两度突破100大关，随后虽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保持高位运行。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美国经济的走强对于全球经济的带动效果并不明显。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长期来看，受全球整体经济环境的拖累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美国经济脱离全球总体环境“一枝独秀”的格局难以长期持续。
欧洲央行于2015年初开始实施QE（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期19个月，欧洲经济在2015年温和复苏，经济景气指数在前11个月内稳定上升，制造业PMI指数一直保持在51以上，总体趋势基本企稳。年初实施QE以来，欧元汇率一度快速贬值，提振欧元区出口，但二季度以来欧元汇率逐步企稳，QE政策的边际效用减弱，出口增速有所回落。整体来看，三季度欧元区仍保持温和复苏态势，但随着QE政策效应的减弱，经济增长动力存在放缓迹象。另一方面，希腊债务危机反复、中东战乱导致大量难民涌向欧洲、ISIS恐怖袭击阴影等不利因素会影响欧洲经济复苏的步伐。目前，欧元区扩大QE的预期升温，欧洲央行正在考虑扩大资产购买规模，或者将QE延长到2017年，以防止欧洲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日本方面，安倍政府在2015年推出的“新三支箭”的目标和方针（主要内容包括：202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增长至600万亿日元；平均生育率达到1.8；杜绝因家庭护理而放弃工作的现象发生等）。与“旧三支箭”通过日元贬值和大规模放松货币政策相比，“新三支箭”更致力于从社会层面出发改善影响日本长期增长的结构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目前“新三支箭”的政策效果如何尚不明朗，但从国际经验看，长期的“低生育陷阱”很难摆脱。日本央行从2013年起开始推行超级QE，不仅购买日本国债与企业债，同时还购买日本股票，但总体效果并不及预期。近期标普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使日本国债面临巨大抛售压力。日本逐渐陷入经济滞涨的局面，安倍政府挽救日本经济的能力存在不足，日本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实现经济复苏的困难重重。
在新兴市场国家方面，受全球市场需求回落与资本流出困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普遍回落，面临经济减速和滞胀的压力。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巴西、俄罗斯等经济基础较为脆弱、依赖资源出口型的新兴经济体更易受到国际资本流动冲击。2015年以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国经济遭受重大挫折。具体来说：
巴西2015年三季度GDP同比下降4.5%，连续第6个季度同比下降，失业率升至7.9%，通胀率也自2002年以来首次超过10%，巴西央行被迫收紧货币政策。巴西经济正陷入“滞涨”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这一拉美最大经济体正陷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未来经济增长前景黯淡。
俄罗斯2015年三季度经济同比萎缩4.1%，IMF预估俄罗斯2015全年GDP将萎缩3.8%，全年的通胀率将达15%，2016年的通胀水平约为8.6%。由于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能源出口，俄罗斯经济负增长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南非2015年三季度GPD增长仅为0.7%，同时失业率高达25.5%。其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落后和制造业的萎缩将长期制约其经济发展。而中国的情况也不乐观，中国2015年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9%，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首次跌破7%。
在新兴经济体中，唯一例外的是印度，目前处于领跑“金砖国家”的位置，经济运行状况较好。印度2015年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4%，超过了二季度的7%。目前通胀率约为5%，并有进一步改善之势。在通胀稳中趋降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得以进一步提升。在制造业方面，印度制造业2015年三季度增速达到9.3%。
2015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大国际经济事件
TPP协定的达成。历经5年谈判，2015年10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12个国家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这12个创始成员国的GDP总额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使得TPP成为继WTO之后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其意义和影响可见一斑。而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之一的中国被排除在协议之外。
TPP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于强化了北美与亚洲经济之间的联系，TPP不仅具有国际经济方面的意义，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也很大。作为全球第一与第三大经济体，这是美国与日本之间首次缔结区域内的贸易合约。对于美国而言，尽管贸易壁垒的减少将有助于刺激潜在的经济增长，但正如市场所担忧的那样，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可能对其本土就业形成冲击。对于日本来说，对于农产品关税的显著下调实质上属于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将施压于日本农业部门。
对于越南、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来说，加入TPP将有助于其改善出口以及扩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虽然TPP所强制要求的各项高标准（如成立独立工会、限制国有企业垄断地位、保护知识产权及保护环境资源等）在短期内将限制各国政策的灵活性，但长期来看，将本国制度构架更新至国际标准将有益于各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
对于中国的影响方面，由于中国未被纳入TPP协议，长期来看，中国在争夺出口市场份额及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竞争力会受到负面影响。短期影响方面，由于TPP目前仅仅是部长级的协定，正式生效还需要成员国国会通过。按照民主国家的决策程序，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短期内对中国的影响有限，这给予中国政府和企业时间予以应对。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TPP，首先，中国应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国际贸易存在的本质是源于各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近年来中国的人力成本上升很快，人力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其次，长期来看，应提高环保标准、劳工权益保护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等，强化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减少国有企业的政府支持力度，倒逼国企改革。第三，在未来中国或可以考虑发起成立另一竞争性贸易协议作为应对。打破国际贸易的制度障碍和地理障碍，如“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推进与有关国家加深国际经贸合作的重大契机。
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11月底宣布将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人民币作为第五种货币被纳入SDR，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这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中国经济和全球货币体系将产生长期的深远影响。
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第一，对于稳定SDR 的币值波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却与经济规模不相称。人民币加入SDR，能够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与经济实力相称的货币大国。而对于全球货币体系而言，在全球主要货币展开竞争性贬值的背景下，将人民币纳入到SDR 篮子货币，有利于降低SDR货币篮子的波动性。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依据自身内部情况，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这也使得全球货币体系的波动性不断扩大。但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力地维护了人民币外汇市场的稳定，这也使得人民币成为后危机时代少数币值较稳定的货币之一。
第二，各国对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需求增加，将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积极影响。按照IMF对SDR货币两个基本条件的要求，将人民币纳入SDR即是对中国贸易地位和人民币使用便利度的认可，一方面将有利于扩大人民币在全球市场的使用范围和结算规模，推动跨境消费与投资，另一方面亦有助于刺激包括各国央行在内的全球金融机构对人民币资产尤其是金融资产的配置需求。结合2015年以来中国央行连续出台政策大力推进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预计中国债券市场将率先受益。
与此同时，也应理性看待人民币加入SDR，经济实力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决定因素。虽然加入SDR货币篮子能够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归根结底，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最终是经济实力的体现。首先，应看到SDR在国际储备中占比很低（仅约2.4%），因此加入SDR本身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期直接影响有限。其次，以日本为例，虽然日元在1980年就被纳入到SDR货币篮子，但由于其经济自90 年代以来的长期不景气，日元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再次，SDR的全球货币地位并非是不可动摇的。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不断发展，SDR篮子货币所属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呈现下降态势，其由1995 年的占比全球经济的71.1%，下降到2014 年的49.6%。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原因在于，建立与全球经济体地位相匹配的货币制度安排，有利于提升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适应经济转型要求。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尽管人民币纳入SDR带来的短期增量资金有限，但这给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树立了国际认可标准，给更多全球主权国家将人民币资产纳入储备货币奠定了基础。人民币资产的受青睐程度，最终取决于其交易便利、保值增值等功能，最终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在中国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之下，人民币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是对这一现实的确认。
2015年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想
关于贫困与社会福利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2015年，关于贫困与社会福利、社会公平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的重视，成为全球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热点。
首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因为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研究成就，在2015年10月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安格斯·迪顿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迪顿和米尔鲍尔共同提出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IDS），用于分析消费在不同商品之间的选择和分配，此模型适用性和有效性较强，能够匡算出个人收入和多种商品的价格对商品需求的影响。此模型和之后的完善版本成为当今全球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实际政策评估的重要工具。
第二，迪顿发现了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实际关系，即“迪顿悖论”。迪顿注意到主流消费理论无法解释总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实际关系，而基于理论所推出的居民根据个人收入调整对应消费的行为特征与实际调查数据所呈现的变化有很大的出入，这被称为“迪顿悖论”。这说明，对个体数据的分析是解开总体数据之谜的关键，这推动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思想和方法的进步。
第三，迪顿对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迪顿使用家庭调查数据来测量贫困和生活标准，以及影响贫困和生活标准的因素。他认为使用支出数据来测量家庭福利水平相比收入数据更能够真实地反映贫困地区人们的福利状况。利用这些调查数据，他开展了多项有影响力的研究，包括家庭内部重男轻女现象的研究、收入与营养状态关系的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