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5年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起始之年，“新常态”的决策定位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更预示着中国经济已经立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纵观2015年我国虽然在艰难中取得了辉煌，但多年来埋下的体制痼疾和进一步改革的风险依然存在，但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创新驱动、全球合作这三个根本理念，就能自信满满地迎接 “十三五”。
【关键词】新常态 十三五 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 “十二五”规划收官，“十三五”规划即将开启，我们能否自信满满地迎接“十三五”，令世界瞩目。
2015经济理论创新与决策实践演变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这不仅肯定了中国经济近30年高速增长的辉煌，更预示未来蕴藏的风险：环境资源的硬约束越发明显，需求拉动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后继乏力，许多生产要素的制约在不断增加，若不及时调整，中国经济这辆高速行驶的列车就有可能倾覆，进而如20世纪末许多拉美国家一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面对上述问题，中国经济理论界试图寻找理论突破，2015年获得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过渡经济学理论获奖人之一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樊纲阐明了，改革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过渡期的所有体制都可能是有缺陷的；这个理论的另一个获奖人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对改革以来中国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私有化机制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差异（variation）和绩效进行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评估，也丰富了“过渡经济学”。
此外，以吴敬琏教授为主的经济学家们在发现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反复运用凯恩斯需求拉动理论逐渐失效后，提出在供给端进行结构调整的理论对国家决策层在“新常态“背景下创新宏观调控手段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国际理论界，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教授获得，他对消费、贫困与福利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设计一个促进福利并减少贫苦的经济政策，首先必须了解个人消费选择，迪顿的分析让学界对此多了一层理解，通过将个人消费选择细节与累计效应相关联，他的研究给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都带来了变革。由此，对我国以及世界各国政府在解决贫富差距、促进民生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有益的帮助。
客观上，“新常态”是决策层主观上实施减速刹车的理性判断，当然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档也必将伴随着诸多的压力—过剩产能需要消化，消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就会导致失业猛增，进而对社会稳定产生冲击，但是，决策层顶住了压力，坚定地运用改革和创新的手段对冲各种负面的影响，即使是在2015年中股市崩盘的担忧中依然初衷不改，通过一系列手段和举措打击各种违法犯罪的行为以稳住市场，同时，灵活调控，完善规则，弥补漏洞，在困境中继续改革。
尤其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简政放权、激活市场”的改革对稳住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难得的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正在不断显现。如从结构优化调整上来看，截至2015年10月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产业结构已有了明显优化，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4%，比2014年同期提高2.3%，比第二产业高了10.8%。与此同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7%。所有这些都是改革和创新所释放出来的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