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已介绍过“美国宣传分析研究所”研究出的七种宣传手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可谓运用娴熟。第一种手法就叫“咒骂法”，又译作“恶名法”。为了抵消我国的宣传效力，西方国家首先要做的当然就是抹黑我国的宣传，给我国的宣传贯之以“歪曲”“夸大”“偏见”“洗脑”“思想控制”等恶名。可以说，污名化、妖魔化“宣传”一词本身，就是西方国家精心策划的一次宣传。第二种手法叫“粉饰法”，西方国家的宣传自然也是最擅长“粉饰”的，既然要污名化、妖魔化“宣传”一词，那他们的第二招，自然便是他们的宣传不再叫“宣传”了，而是粉饰成“公关”“大众传播”“公共信息”等新名词，他们的“宣传部”也改换成了“公共关系委员会”、“公共信息委员会”等五花八门的新招牌。就连宣传学的开山鼻祖拉斯韦尔也被重新包装成“传播学”的奠基人。然而，拉斯韦尔本人早已作古，再怎么粉饰，他在世时自称是“宣传学家”而不是“传播学家”，他的传世名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其自述撰著此书的目的是想“发展出一个关于宣传如何能够成功实施的精确理论”，他对宣传学的定义：“宣传学就是说明宣传的运作机制，就是揭示社会行为的秘密原动力”，其用的词都是Propaganda（宣传）而不是communication（传播），这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粉饰不了的了。
在我国学界，不少人把西方新闻学、传播学理论奉为圭臬，紧跟西方一些学者，主张宣传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是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一小部分内容，用新闻学、传播学来代替宣传学的倾向十分明显。事实上，宣传学与新闻学、传播学不是一回事。宣传学不仅不是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一小部分”，恰恰相反，宣传学的外延远比新闻学、传播学要大得多，新闻传播仅为宣传思想工作中的“一小部分”、只是众多宣传手段中的一种。除了新闻传播，宣传工作还需要做大量的直接面对群众的理论普及、政策宣讲、社会动员、思想教育、道德建设、价值观培育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强国建设等工作，这些都不是新闻学、传播学能够解决的问题。更关键的是，新闻的主要功能是报道事实，传播的主要功能是传递信息，而宣传的主要功能是传送思想；新闻和传播的主要任务是把新近发生的事和特定的信息呈现于受众，而我们的宣传最主要的任务是把党的主张传达到人民群众中去，以便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所认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新闻和传播是社会公共事业，而宣传历来是一种严肃的政治行为，是政党活动的主要形式和主要内容之一，中外皆如此，概莫能外，它的本质就是劝服、引导人们接受政党的主张。由此可见，宣传学与新闻学、传播学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对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理应旗帜鲜明地亮出“中国宣传学”的旗号。
西方国家蛊惑以传播代替宣传、以传播学代替宣传学，目的就是想让我们的宣传工作“去意识形态化”。他们鼓吹所谓“不带偏见”“价值中立”的传播，千方百计地抹黑我们党的宣传，是寄望于党的科学理论、正确主张和方针政策不要为中国人民所认识和掌握。一个强大的中国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中华民族形成统一的思想意志是令他们坐立不安的。他们美其名曰只“传播”不“宣传”，但又有哪一部好莱坞大片不是在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呢？无论是面对超乎想象的巨大灾难，还是面临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外星人入侵，好莱坞大片中总是会有一位美国英雄最终拯救了人类。这就是赤裸裸的宣传。它无时无刻不在告诉人们：美国是不可战胜的，只有美国才能拯救地球，美国是全人类的救星。西方国家是只客观传播而不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不宣传他们的价值观吗？他们直到今天都还执着于试图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全球宣传推销、要使之成为“普世价值”呢！他们要宣传，就必欲削弱我们的宣传而后快；他们不是不要宣传，而是只想要他们主宰的宣传。对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