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变成官僚的城市
在一些地方，城市化简单地把原来的县改成区。“县”是农村的象征，改掉了“县”这个概念，似乎就实现了城市化。“县”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最稳定的行政单位，现在在权力面前悄悄地消失，其恶果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实际上，改“县”为“区”，更多的是地方领导行政权扩展要求的结果。这和1980年代把“县”改为“市”是同样一个道理。
更为严峻的是，现在也出现了行政级别升等的呼声，说是要把多少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要把多少县转化成为市。这样，县委书记就可以变成地委书记，县长可以变成市长。而中央政府不仅看不到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有些时候反而会鼓励这样做，因为这可以为地方官员提供政治和行政上的“改革”动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化会走向何方就变得相当清楚了。在经济面，资本和权力一旦结合，再加上地方官员的个人动机，没有人可以阻挡得住城市化的冲动。资本，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国有资本，无论是本土资本还是国际资本，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扩张。
如果没有城市体制的改革，资本和权力主导的城市化，很快就会演变成为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掠夺农民土地的运动。在行政面，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城市体制改革，在地方官员的权力冲动主导下的城市化，也很快会导致城市的再一次官僚化，城市变成官僚的城市，而不是市民的城市。
如果城市化陷入如此陷阱，最终很有可能导致深刻的政治社会危机。首先应当意识到，不管有无中央政府的政策议程，城市化实际上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从理论上说，现在要通过体制改革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但实践上没有一个地方是改革得动的。
公务员、国有企业、银行、大学、城市居民，这些全都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所处的体制，都很难改革。尽管今天的中国到处有农民反抗，但农民总体上说还是一个最弱势的群体，他们的利益还是最容易牺牲的。因此，无论是资本还是权力，必然转向农民。其实，这也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经验。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农民起义？一个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还比较能够照顾农民的利益，主要是和土地相关的利益，朝廷的税收和劳役会比较轻一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内部的既得利益越来越大，并且所有的既得利益都是有组织的力量，它们只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顾朝廷利益。很自然，朝廷所需要的改革也越来越难。最终，朝廷必然转向毫无组织的农民。
与这个过程同时进行的还有两个过程。一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到既得利益手中，农民所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二是朝廷尤其是为朝廷服务的中央官僚和地方官员规模越来越庞大。这几个过程同时进行，表明朝廷向农民征收的税率越来越高。这样，很快就会到达农民忍无可忍的临界点。这个时候，农民就会开始造反。
尽管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工业化阶段，农业收入已经不再重要，但从农村土地的角度来看，这个传统逻辑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如果城市化演变成土地掠夺运动和官僚化运动，这个逻辑照样会发生作用。如果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但没有被融入城市，不被城市接纳，他们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
很显然，中国一方面要推进城市化，另一方面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避免陷入城市化的这些陷阱。
摘自与郑永年《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