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临世界经济低迷和中国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仅依靠需求侧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难以满足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适应了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
【关键词】新常态 供给侧改革 经济形势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宏观经济预计将在2017年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
2015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步入新阶段的一年，是步入艰难期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分化、微观变异的一年。一方面，在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各类宏观经济指标出现超预期的变化，各类风险上扬；另一方面，结构性调整进一步深化，低迷中存在繁荣，转型中孕育新的生机和动力，回落中也开始出现局部稳定的迹象。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表现出以下五大特征。
第一，中国经济本轮回落与以往经济深度下行期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经济疲软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经济在总体低迷中出现了分化，转型成功省市的繁荣与转型停滞省份的低迷、生产领域的萧条与消费领域的繁荣、传统制造业的困顿与新兴产业的崛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迷与创新领域的活跃同时并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期、风险全面释放的窗口期以及经济增速筑底的关键期已经到来，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疲软中开始孕育新的生机，在艰难期之中曙光已现，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经过2015-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长源和新的动力机制，中国宏观经济预计将在2017年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并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之中。
第二，持续的稳增长政策在四季度开始有所收效，多项宏观经济指标有趋稳的迹象，但由于外部环境的低迷、内部增长动力的弱化以及各类周期性力量和趋势性力量还没有探底，2015年3-4季度不是本轮经济运行的底部。特别是由于“通缩-债务效应”不断发酵，宏观经济内生性收缩力量强化，去产能与去库存持续，基层财政困难陆续显化，部分行业和企业盈亏点逆转，以及“微刺激”效果递减等因素，“稳增长”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本轮“不对称W型”周期调整的路径。
第三，在输入性通缩、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产能过剩等因素的作用下，GDP平减指数步入“负增长区间”。这标志着影响中国经济的核心因素开始由长期趋势性因素转向中短期周期性因素，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以及通货紧缩的显化逐步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持续的工业不景气开始向服务领域和消费领域扩展，宏观景气开始承受全面回落的压力。
第四，出口小幅负增长、进口大幅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衰退式顺差”的增长，不仅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存在过剩的储蓄，同时也表明内需回落速度要远大于外需回落的速度，全球不平衡逆转所引发的中国结构性调整压力以及内部不平衡引发的扭曲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主导因素，结构性再平衡应当成为治理总量失衡的核心任务之一。
第五，在收益下滑、预期回落和价格下降等因素的作用下，资金运转速度出现下滑，社会融资和银行贷款出现内生性收缩，资金链条出现变异。在流动性向实体经济渗透能力下滑的同时，“衰退式泡沫”出现。各类“衰退式泡沫”集聚，导致金融扭曲加剧，金融风险在传递中累积和放大，成为宏观经济异变的触发点。
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遗留了很多问题亟需有效解决
第一，近几年持续开展的增量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收效，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的培育需要较长的周期，目前还难以在近期完全填补传统力量转型的缺口。持续加码的增量调整，一方面面临政府财政支出的约束，另一方面也面临过度扶持带来的泡沫化风险。
第二，中国的存量调整尚未实质性地展开，产能过剩行业的过剩产能没有全面退出，作为资金黑洞的各类“僵尸企业”依然存在，高负债的国有企业在滚雪球效应的作用下依然是各类资金投放的焦点。因此，全面启动的供给侧存量调整政策将决定存量运行的底部和反弹的时点。存量经济的底部不现，总体经济的底部就不会到来。
第三，过高的库存和过度的区域分化导致中国房地产周期调整比以往要漫长。尽管房地产销售已经出现明显的回暖，但目前房地产市场库存水平仍处于历史高位，新开工和投资下滑趋势尚未扭转，资金压力紧张，三四线城市面临严峻挑战，市场全面复苏任重道远。因此，未来房地产市场复苏可能不会一帆风顺，不仅复苏过程会比想象中漫长，而且脆弱复苏下市场分化加剧还可能诱发“虹吸效应”，加重局部地区困难和引发系统性风险。由于房地产市场复苏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短期经济增速，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的趋势不逆转，短期的经济企稳就难以实现。
第四，新一轮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的缺乏是经济持续回落的深层次核心原因。驱动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激励机制已经被打破，但适应新常态的利益共容体系和激励机制却没有出现；反腐倡廉和全面整顿堵住了很多的“歪门”和“旁门”，但却没有很好地开启“正门”；各级精英阶层的积极性呈现消退的态势，各类传统的共谋格局被打破，但却没有围绕“新常态”改革调整的阶段使命，形成一致行动和良性合力。
第五，经济探底进程中的宏观调控政策捉襟见肘，在“微调与预调”的哲学理念下，“微调”没有达到“预调”的目标，在“控风险”目标指引下局部风险却在扩大，在“稳增长”调控下宏观经济出现了超预期回落，“通缩-债务”恶性循环效应显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