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规管
明确治党机制立足于制度化建设。制度化规管是我国政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要实现党的制度化规管，关键把法治的基本思维和方式内核贯彻到治党活动中去，充分发挥制度因素的作用。实现党的制度化规管不仅需要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也要厘清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关系，防止断层或者冲突。
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动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力争经过五年努力，基本形成涵盖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主要领域、适应管党治党需要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框架。”这是党中央对于我国党内法规建设的要求。加强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应在以下三方面着力展开：实现党内法规之间协调统一，修改或清理矛盾的规定，注意党规党法间的衔接性、协调性；增强对已有党内法规制度的配套建设，完善既有规定的实施办法和细则，完善相关程序性、保障性、惩戒性规定；针对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出台相关规定，以保障党内民主和规范权力的行使。
另一方面，要厘清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关系。虽然从广义角度而言，党内法规属于“软法”的一种，具有规范性。然而从现实层面，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无论在制定机构、强制力还是效力范围上均具有区别。如不能正确厘清党内法规与国家法规的关系，将两者杂糅而谈，不仅会损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权威，还会阻碍治党机制的制度化目标的实现。王岐山指出“党纪严于国法”并不意味着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一致或在此之上，相反党内法规在其制定与执行上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的规定，国家法律是党内法规应遵守的准则。在现实层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党内法规可通过法定程序将其相关规定上升为国家法律，增强其权威性，另一方面，通过发挥党内法规的作用，推动“依法治国”的战略，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体系。
规范组织领导机制。限制公权，防止权力滥用是一个重要的法治原则，而规范党员干部行为，约束组织领导因素是法治方式在从严治党机制的具体运用。要实现从从严治党的“常态化”规管，需要发挥组织领导的积极作用，限制约束消极因素，消解“治乱循环”现象的产生。约束组织领导因素不代表忽视治党机制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将组织领导的意志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关键在于强调制度执行的程序性和强调党员干部行为的规范性。
其一，强调制度执行的程序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制度建设既要“有实体性制度，又要有程序性制度”，“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⑨通过完善制度化程序，明确执行的具体细则以及违规责任，才能有效约束规范领导干部行为，切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如在党内选举监督机制方面、党规党法方面增加对违规党员的罢免办法和处分规定，国家法律方面建立起对选举中的违法行为的诉讼机制，对其进行法律制约和惩处。
其二，强调党员干部行为的规范性。要实现治党机制的制度化规管，必须规范各层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一方面需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明确违规责任，另一方面，要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切实实现民主集中制。党员干部是党建工作的核心，因而更要强调其行为的规范性，防范权力腐化现象的发生。
完善党内民主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重要保障。只有真正实现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选举权、民主决策权、民主管理权、民主监督权，才能有效防止权力腐化。党内民主的完善需要制度建设的推动，只有实现治党机制的制度化规管，使相关制度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才能有效规范部分领导干部行为，保障党内民主的实现。
在完善党内民主的制度保障上，对于每一项民主权利规定都要具有可操作性，明确相关程序性规则，防范民主权力成为表面文章。就党员的知情权而言，可在《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补充党内的具体事务方面，如党员在党内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知情权，以提高当党员干部选拔过程中的透明度。在选举层面，可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明确具体选举程序，应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差额选举，在投票之后公开唱票、记票、监票，让整个投票过程公正、客观、透明。
发挥党外监督相关制度的作用。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在我国人民民主的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群众监督也是我国党外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党外监管制度、充分发挥党外协商以及群众监督的制度化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但法定程序以及刚性约束力的缺失，严重削弱了协商民主和群众监督的效力。完善党外监管制度的关键是推动党外协商监督以及群众监督制度化，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将政治协商制度纳入国家法律体系，可使人民政协在我国民主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此，可以通过制定《人民政治协商法》和修改《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范》的相关条款，将政治协商制度、机制、程序固定下来。通过政治协商制度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切实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实现。
群众监督制度方面，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现有的保障措施。首先要健全群众监督责任追究制度。党的各级组织要认真负责地对待群众的举报和申诉，对推诿扯皮、无故拖延、打击报复等行为，要严厉追究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政治和法律责任。其次，完善听证制度。听证制度是群众了解党的决策以及实现监督权力的最重要的方式，要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的程序规定以及相关处罚规定，确实保障群众的听证权。
（作者分别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5月12日。
②吴建华，叶国英：“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以法制权”，《求索》，2005年第8期。
③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02年11月5日。
④梁瑞英：《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集中制建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⑤刘长秋：“软法视野下的党规党法研究”，《理论学刊》，2012年第9期。
⑥罗志坚：“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具备和运用法治思维”，《求实》，2012年第8期。
⑦黄小军，朱勇：“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内在逻辑”，《学术探索》，2015年第3期。
⑧Choi, Suk Bong, Soo Hee Lee, and Christopher Williams. Ownership and firm innova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Evidence from China. Research Policy 40.3 ,2011.
⑨辛鸣：“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有深意”，人民网，2015年5月12日。
责编 /张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