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遗留了很多问题亟需有效解决
第一，近几年持续开展的增量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收效，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的培育需要较长的周期，目前还难以在近期完全填补传统力量转型的缺口。持续加码的增量调整，一方面面临政府财政支出的约束，另一方面也面临过度扶持带来的泡沫化风险。
第二，中国的存量调整尚未实质性地展开，产能过剩行业的过剩产能没有全面退出，作为资金黑洞的各类“僵尸企业”依然存在，高负债的国有企业在滚雪球效应的作用下依然是各类资金投放的焦点。因此，全面启动的供给侧存量调整政策将决定存量运行的底部和反弹的时点。存量经济的底部不现，总体经济的底部就不会到来。
第三，过高的库存和过度的区域分化导致中国房地产周期调整比以往要漫长。尽管房地产销售已经出现明显的回暖，但目前房地产市场库存水平仍处于历史高位，新开工和投资下滑趋势尚未扭转，资金压力紧张，三四线城市面临严峻挑战，市场全面复苏任重道远。因此，未来房地产市场复苏可能不会一帆风顺，不仅复苏过程会比想象中漫长，而且脆弱复苏下市场分化加剧还可能诱发“虹吸效应”，加重局部地区困难和引发系统性风险。由于房地产市场复苏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短期经济增速，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的趋势不逆转，短期的经济企稳就难以实现。
第四，新一轮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的缺乏是经济持续回落的深层次核心原因。驱动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激励机制已经被打破，但适应新常态的利益共容体系和激励机制却没有出现；反腐倡廉和全面整顿堵住了很多的“歪门”和“旁门”，但却没有很好地开启“正门”；各级精英阶层的积极性呈现消退的态势，各类传统的共谋格局被打破，但却没有围绕“新常态”改革调整的阶段使命，形成一致行动和良性合力。
第五，经济探底进程中的宏观调控政策捉襟见肘，在“微调与预调”的哲学理念下，“微调”没有达到“预调”的目标，在“控风险”目标指引下局部风险却在扩大，在“稳增长”调控下宏观经济出现了超预期回落，“通缩-债务”恶性循环效应显化。
偏重需求侧的稳增长举措开始步入“效果加速递减阶段”
2010年以来，因世界经济低迷、国际制造业格局的变化、国内进出口疲软以及四万亿释放出的其他经济问题越发严重，经济处于持续下滑的趋势，偏重需求侧的稳增长举措开始步入“效果加速递减阶段”。各类政策在地方政府懒政庸政、部门利益冲突、政商关系重构、动力激励体系转换等因素的作用下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宏观经济政策面临失灵的风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稳健、扩张的产业政策难以到位以及精英阶层的懈怠逐渐成为当前影响经济的核心根源，而越来越突出的内部矛盾和结构性问题成为了我国经济下行的主导因素。
首先，我国供需矛盾升级，产业结构问题突出。一方面，我国中低端产业占比较高，高精尖产业占比较小，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占比较高，新型制造业、服务业占比较小是不争的事实，出现了制造业通缩，高度过剩的产能难以消化，旧供给难以满足新需求的现象。另一方面，我国经济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过去以“投资率高、对外依存度高、消费占比小”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受到了冲击，表现为：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投资增长有限，投资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二是进出口出现“衰退式顺差”，增长持续疲软，主要源于国外消费市场萎缩的同时，以美、德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再工业化，也使我国传统的制造业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三是消费难以在短期内提高，消费结构也亟待调整。从2015年前三季度的数据看，我国新型消费和新型消费业态增速依然迅猛，但部分传统消费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以上形势都要求我国在供需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重视供给侧的管理。
其次，区域发展不平衡，结构性问题突出。从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的数据看，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凸显。在全国经济增速整体回落的过程中，部分省市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而部分省市却出现了塌方式的质变。同时，不同区域的政策倾向性和完整性也不同，这将直接引发这些区域政府运转发生变异，导致基层政府功能失灵的现象。另外，我国人口的区域分布和劳动力的分布都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城镇化率还有待提高。针对区域结构问题，未来政策应该更加偏向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区划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
最后，资源占据、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的投入，对技术、知识、信息等要素的重视不够，致使经济中相对高端的产业偏少、资源消耗严重。从20世纪90年代美国滞胀危机后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来看，依靠的主要是以信息业为核心、“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长足发展。所以，增加技术、知识、信息等要素的投入和资源的有效分配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另外，“僵尸企业”对劳动、土地、资本、资源等要素的占据，所导致的企业经营成本提高的问题也需要重视。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结构问题外，我国还存在着城乡收入结构问题、所有制结构问题等，并面临着各种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加剧，表现出的产能过剩、转型停滞省份陷入持续的低迷、传统制造业陷入长期困顿等亟待解决，这就要求与需求侧管理协同的供给侧管理策略逐渐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