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嘉宾：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王在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副院长
为何要强调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的变化
理论周刊：“十三五”规划建议认为,虽然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那么什么是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王在邦：理解战略机遇期的概念有三个维度。时间维度上，战略机遇期是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跨度。空间维度上，战略机遇期涉全局性或整体性。价值维度上，对特定主体具有重大利好。概括起来，不妨把战略机遇期定义为“对特定主体具有全局性重大利好的阶段性趋势”。
作为阶段性重大利好趋势，它有四大特点。一是客观性，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二是普惠性，一经形成，就不完全排他或只惠及个别国家。三是相对性，不仅战略机遇期时间跨度有限，而且利好因素与负面因素并存，机遇稍纵即逝，错失机遇可能招致风险。四是选择性或主体指向性，各国基础条件和战略自觉程度不同，机遇总是青睐眷顾有准备者。
我党最初提出战略机遇期概念，特指“9·11”事件美倾力反恐，我战略回旋空间扩大。外部重大利好构成战略机遇期的主要成因。十八大肯定我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强调要把握内涵与条件的变化，有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金融危机后中国综合国力逆势强劲增长。
“十三五”时期中国发展的大环境
理论周刊：您在多个场合提到中国发展的“大环境”，能否具体阐释一下，未来中国发展的“大环境”究竟是什么？
胡鞍钢：如何认识未来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关键词：一是“四个全面”；二是“三大规律”、“三大发展”；三是“新常态”。
首先是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完整地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其次是党中央提出的“三大规律”。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提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巨国规模社会实践。再有，党中央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判断、大逻辑。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总体基本方向没有变，既有时（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又有势（处在全球上升通道上）；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既有动力，也有压力。但是有利条件多于不利条件，机遇大于挑战，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
未来构成战略机遇期的哪些基本趋势不会变
理论周刊：我们一再重申中国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强调要准确判断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从“不变”方面看，未来构成战略机遇期的哪些基本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王在邦：第一，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尽管也有人(包括个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目睹眼下某些国家间矛盾摩擦相对紧张的状况，公开担忧世界会否重演20世纪30年代那幕危机引发大战的悲剧，但在世界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社会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绝大多数国家都把谋求发展经济改善民众生活作为第一要务，推进合作共赢仍是其最重要的政策选项。
第二，市场经济全球化在继续调整中深化。即使是遭遇百年不遇的金融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多边合作进程放缓，双边和次区域自贸协定却如雨后春笋，全球化进程并未停滞、更没有倒退，全球产业转移仍在进行，中国仍处在全球产业链条的中段，处于承上启下的相对有利地位。
第三，世界格局多极化继续发展。美欧日遭遇金融经济危机重创，不同程度地深陷债务泥潭，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下降，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基础与气势弱化。同时，新兴大国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逆势增长，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欲和影响力大幅上升，群体崛起的态势更加明朗。这种情况有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加快发展。
第四，国际体系调整改革需求更加紧迫。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相对实力地位下降，新兴大国群体力量上升，使国际战略力量分布与国际制度权力分布之间不匹配不协调的情况愈发突出，增加了国际体系变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所有这些都是战略机遇期的构成要素，也是中国保持战略自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