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新的实践，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在我国，不仅有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还有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包括三个方面内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前两者的终极目标。这一理论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目标与手段、过程与结果的辩证关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这一理论要求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这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和产权理论的发展。
——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具体表现在经济制度、科技等领域；协调城乡、区域、产业等之间的关系，属于平衡与不平衡发展的基本经济理论问题；绿色发展理论涉及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的低碳化、循环化和生态环境良性化问题；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价值规律等一些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密切相关；改革发展成果的合理共享，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理论。从一般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看，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国外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看，又必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经济新常态理论涉及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经济效益、需求侧与供给侧管理等理论的审视和创新问题，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传统增长点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代表的新增长点。
——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该理论强调“四化同步”，深入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关联到工业经济理论、信息经济理论、城市经济理论、农业经济理论、国土经济理论等一些政治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它属于政治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资源经济、国际经济和开放经济的理论范围。这一理论强调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这一理论要求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要求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财富和收入差距。
简言之，上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既坚持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同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实际紧密结合，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和贫富对立中，急于摆脱困境的西方发达国家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金融霸权和经济霸权政策，加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平衡性，加剧了全球贫富分化，加大了改善民生的难度。同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两大流派，均无法科学解释和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对此，中外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进行大量科学研究，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论、经济危机论、金融资本论、资本累积论、经济调节论、世界体系论等，但政治经济学还有很大的理论创新空间。
今后，我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应进一步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规范分析，注重概念、规律和定理的提炼；应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证和定量分析，运用大数据和长时段的客观史料来揭示制度变迁和演化的规律和结果；应加强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等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层次研究；应加强完善依据《资本论》等体系所构建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构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析体系。
要深入研究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经济增长和运行保持在合理可控的区间。“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五大发展新理念及相应的举措，将进一步推动富民强国的改革开放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不过，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不合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监管不到位、民生保障能力不足、贫富差距较大等现象依然存在，亟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予科学的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提出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论、公平效率同向变动论、公有制高绩效论、产权决定分配论、市场型按劳分配论、经济利益核心论等，但还需继续创新发展。
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应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理论研究和创新，以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应继续加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创新，以便在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和发挥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应继续加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创新，以便不断缩小财富和收入差距，促进包容性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应继续加强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对外贸易、对外金融、对外投资、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伙伴化的基本理论研究和创新，以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综上所述，我们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与增进人民福祉献计献策。
（本文头像由本报记者郭红松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