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陈斌开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魏华展
【摘要】文章将通过比较中国和欧洲经济的异同，对中国经济如何避免欧洲化进行探讨，并指出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后发优势”决定了中国长期经济潜力远远大于欧洲发达国家，统一的财政体系也保证了中国经济在短期内不会陷入欧洲式的债务危机。然而，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将提高中国经济“欧洲化”的风险。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抓手。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市场化”、“城镇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四个动力。
【关键词】欧洲式衰退 后发优势 增长动力
【中图分类号】F13/17 【文献标识码】A
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正面临着重大的调整和转型。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了新阶段，增长速度持续下滑：GDP增长率由2011年的9.5%下降到2012和2013年的7.7%，2014年进一步下滑到7.3%，2015年上半年增长率仅为7%①。
面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在“三期叠加”的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候，其增长率将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出现“增长阶段的转换”（刘世锦，2013）。2013年中国人均收入已超过11000国际元，经济增长速度“换挡”迫在眉睫。
除了经济增速放缓以外，近两年经济结构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也再次印证了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开始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具体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一是外贸出口增幅大幅回落到5%~10%的增长区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持续减小；二是官方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超过投资，虽然2013年有所反复，但2014年消费再次超过投资，且大的变动趋势已经显现出来；三是2013年第三产业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四是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对应，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也在放缓，劳动力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五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明显缩小；六是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风险明显增加；七是总体资产回报率有所下降，产能过剩问题相当突出。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已经拉开帷幕，结构调整“阵痛期”必然影响当前经济增长。
在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调整的同时，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特别是欧洲地区。2008年的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了欧洲金融市场，进而导致欧洲经济陷入衰退。2009年1季度，欧洲各国经济增长率相继跌入谷底，德国GDP同比增长率为-6.9%，英国为-5.8%②，法国为-3.9%，西班牙为-3.3%，希腊为-5.9%。面对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欧洲央行不断下调存贷款利率以刺激经济。2014年5月，欧洲央行存款利率已经下调至0%，贷款利率仅为0.75%。从2014年6月起，欧洲央行开始执行存款负利率政策。2015年8月，存款年利率下降到-0.2%，贷款年利率也进一步下调到0.3%。除央行宽松货币政策以外，欧洲各国同时采取了各种措施以稳定经济。这些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欧洲经济在2009年6月之后触底反弹，德国、英国、法国逐步回到了经济复苏的轨道上，维持了2%甚至更高的增长率。然而，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则在短暂的反弹后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债务危机。
中国经济会不会像一些欧洲国家那样面临萧条的风险？中国会不会陷入欧洲式的经济衰退？本文将通过比较中国和欧洲经济的异同，对中国经济如何避免欧洲化进行探讨，并指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与欧洲经济增长前景的比较分析
中国和欧洲经济衰退同时受到长期趋势性因素和短期周期性因素的影响，长期因素决定各国增长潜力，短期因素则影响各国经济周期。中国和欧洲国家在增长潜力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宏观经济周期也有所不同。
就长期而言，中国与欧洲国家的核心差异在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欧洲主要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主要取决于其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发达国家往往处于技术前沿，技术进步只能依赖于研究与开发（后文统称“研发”）。研发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其能否成功往往是一个随机事件。在大数定律的作用下，一个国家研发成功的比例是相对稳定的，技术水平也以比较稳定的速度不断推进。正是技术相对稳定但缓慢的进步，保证了发达国家平均每年2%~3%的经济增长率。由此可见，欧洲主要国家（德国、英国、法国）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其经济增长率回升到每年2%左右的正常水平后，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已经不大。
与发达国家不同，由于发展中国家并不处在技术前沿，所以它们既可以通过研发来促进技术进步，又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来推动技术进步。技术引进的成本往往低于研发成本，且技术风险较小。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技术引进的方式促进技术进步更为有效。由于技术引进的成本远远低于研发，所以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也会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后发优势”作用下，发展中国家在赶超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往往远高于发达国家。
中国经济不仅在长期增长潜力上与欧洲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在短期宏观政策有效性上也与欧洲国家有很大不同。金融危机对欧洲国家和中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只有部分欧盟国家（如希腊、西班牙等）因此陷入了债务危机。欧债危机的发生凸显了欧盟在应对宏观经济周期上的天然缺陷。欧盟首先是一个货币联盟，具有统一的货币—欧元。统一货币的好处是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但其弱点也很明显：欧盟各国不再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当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经济状况更差的国家（如希腊等）无法通过扩张货币和汇率贬值来刺激本国经济。在面临经济衰退的时候，缺失货币政策工具的欧盟国家只能依赖扩张性财政政策。然而，财政收入往往是顺周期的。经济衰退意味着财政收入下降，扩张性财政政策只能依赖于政府发债，而这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国家无疑是雪上加霜。为稳定本国经济，这些过度负债的国家只能求助于欧盟。但是，与美国联邦政府不同，欧盟不具备财政权力，无法直接给予经济困难的国家（地区）以财政转移支付。各国出资救助处于债务危机中的国家都需要得到本国纳税人的同意。独立的财政和统一的货币是欧洲债务危机迟迟难以解决的主要因素。
与欧盟不同，中国拥有统一的货币和统一的财政体系。一方面，货币当局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调控整体宏观经济。另一方面，如果不同地区受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平衡地区发展，而不至于出现局部性危机。因此，无论从长期增长潜力还是短期宏观管理来看，中国陷入欧洲式衰退的可能性都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