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持续高速增长过程中有没有深刻的结构变化？
我们有增长，但是有没有发展呢？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经济学意义上的增长和发展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增长是数量的扩张，发展是在扩张的同时一定有结构升级，有现代化、工业化实质性的进展。克鲁格曼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带来规模扩大，而缺乏相应的效率，因此结构升级滞后。所以这种增长在他看来实际上是泡沫式的扩张，因此难逃东亚泡沫的老路。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人关注中国在高速增长的同时有没有效率的支撑，有没有结构的升级。我注意到，克鲁格曼是用1994年以前中国的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做的测算，1994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确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效率的贡献、结构提升带来的结构效益的贡献作用不明显。但是，再往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比如用2007年以后的投入产出表，再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变化、效率提升的作用就体现出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所以，中国经济三十几年的增长，具有结构升级和效率提升的支持，尽管这种效率支持前后表现的趋势不一样。大致说来，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不明显，90年代之后逐渐在加强，尽管现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我们做过一个测算，现在我们大体达到当代标准的工业化完成国家70%的样子。那么，什么时候完成100%呢？按照十七大报告提出的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没有几年时间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都比较低，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工业化国家的14.6%，制造业相当于人家的46%多一点，什么意思呢？中国工业化进展速度快于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水平。所以说中国经济增长有效率提高的支持，并且这种效率提高的支持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但是总的来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中国健康强劲的经济增长，还能保持多长时间？
36年来，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一个纪录。过去日本有过20年黄金增长，后来韩国超过日本，黄金增长速度持续时间接近30年。现在是中国，时间更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经济增长还能保持多长时间高速，或者是中高速，或者是较高速？这成为一个非常吸引人们关注的话题。
进入新常态之后，约束经济的基本条件发生变化：一个是供给，生产方面国民经济的各种成本，包括劳动力工资成本，包括自然资源土地成本，包括技术进步的代价，包括运用环境的成本，这些方面都在上升。成本提高就要求增长方式转变，要求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增大，转为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带动增长，否则增长不可持续，缺乏竞争力，并且短期经济会出现严重的不稳定，会出现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二是需求，从过去需求旺盛，转向需求疲软。投资方面需求疲软是因为自主研发和创新不够，有储蓄但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消费需求疲软原因是什么呢？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降低全社会消费倾向。结果导致需求相对经济发展的要求来说严重不适应。
这种形势下就要求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结构升级，这样才能带动投资需求真正增加，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而真正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的协调扩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会受到约束，同时会出现经济衰退。所以进入新常态之后，担心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问题，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也不要悲观。中国是上中等发展阶段的国家，离工业化目标完成还有一段距离，离城市化完成也还有一段距离，离现代化的距离还稍微远一些。按照两个百年目标，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基本实现工业化，2050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此之前，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说还是处于增长速度比较高的区间。
另外，从要素分析来看，影响潜在增长率的无外乎三个方面：一个是劳动增长量，一个是资本形成的增长量，另外还有全要素效率。除了劳动增长量增速开始放慢之外，没有充分理由表明影响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其他因素发生严重逆转，总的来说还是正增长，无论是资本形成还是全要素效率，并且劳动增长也是正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放缓，还要注意到，劳动增长量在中国经济增长当中所起的作用比重并不大，因而它的放缓影响也不太大。
所以，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特别是工业化和现代化没有实现之前，中国潜在的增长率会大幅度下降。这方面有很多测算，有的测算在2020年之前中国潜在增长率应当在7%左右，2025年之前应该在6%-7%，2030年之前6%左右，2030年以后降到5%左右，这是比较保守的。乐观的测算，2023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7%，甚至略高一点。我认为，从潜在增长率因素看，中国还有比较高的增长区间。这些因素包括几大战略，如长江经济带、环渤海、“一带一路”，包括支持“一带一路”的金融平台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再加上深化改革的红利，结构升级、城镇化本身的推动等。这些有利的因素在这个阶段会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增长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