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制约：须较快进入集约式增长的“升级版”
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源稀缺性与生态环境的制约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更具有特殊意味。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日本为例，在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出现由曾引以为豪的重化工业转向加工组装型产业，主要原因就是不得不面对“石油危机”所带来的严重资源制约。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在资源、能源方面由于“胡焕庸线”①所表达的基本国情之“半壁压强型”，和资源禀赋客观形成的以对环境压力最大的煤为基础能源绝对主力的格局，和前面三十年外延为主的粗放发展阶段，合成了资源、环境压力异乎寻常的“三重叠加”。②
作为国土面积世界第三、人口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全国经济发展布局沿“胡焕庸线”这一中部主轴呈现突出的空间发展不均衡，所形成的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的“半壁压强型”这一基本国情，对我国在“十三五”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中引发的负面因素决不容忽视：若不能经过以重化工业为主要支撑的“压缩型—密集式”外延、粗放发展模式而较快进入集约式增长的“升级版”，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势必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桎梏，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若积极转变发展模式，则势必要经历十分艰难痛苦的转型期，并且要以技术超越和制度变革的成功为基础：一方面在资本投入边际效益递减的同时，通过技术水平、制度供给有效性的提高保障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对冲下行因素、缓解制约，在较长时期内实现经济较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通过制度变革激发管理创新的同时，降低劳动力之外的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经济综合效率，从而更优地实现资本积累而保障长期发展。
在基本的发展战略思路上，面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半壁压强型”之上“三重叠加”的制约这一基本国情，我们不得不更为侧重较复杂的供给管理，以非常之策求破非常之局。只有处理得当，我国经济才有望实现长足进步和发展，一旦处理不好而“碰壁”（既可能是碰到能源资源导致的发展硬约束，又可能是碰到生态环境导致的发展硬约束，也可能是碰到转型不成功导致的发展硬约束），就极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十三五”规划中，供给管理思路极有必要得到最充分的重视。
人口基数与结构的挑战：须直面“未富先老”之势
除了资源环境这一基本国情之外，我国在“十三五”及中长期所必须面对的另外一个很现实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口众多和老龄化已呈“未富先老”之势。人口方面，总结来看大体有如下几点突出问题：
首先，我国人口总量世界第一，从以人均指标划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这一标准来看，我国步入高收入阶段注定是“路漫漫而修远”。按照世界银行2013年发布的数据，位居世界第二的我国GDP已达到9240270百万美元，但中国人均GDP仅为6807美元，距离全球人均GDP平均水平10613美元相差3806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人均GDP水平12616美元相差5809美元，距离美国人均GDP水平53042美元相差46235美元。这意味着：若想让我国人均GDP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我国的GDP总量需要达到16791970百万美元，即追平美国GDP总量。人均指标如迟迟不能达到高收入标准，我国经济就会停留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即落于“陷阱”之内。
其次，我国人口结构已呈现明显的老龄化。有学者测算，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整个养老体系形成公共支出压力的高峰，约出现于2030-2033年间，从现在算起，已不到20年的时间。在高峰期出现以后，这种压力的缓慢下降还要有几十年的过程。要看到在这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之内，我国养老体系从硬件到服务所有的投入必然产生一系列的压力性质的要求，势必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大负担与拖累。
再次，由于教育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结构问题，也是我们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须考虑的不利因素。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来看，以色列和日本都是整个亚洲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国家。以色列颇有针对性、优质的高等教育为其科技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劳动力基础，且是全球工业国家里平均学历程度排位第三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荷兰。而日本除了教育的普及和具有较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以外，还特别重视社会教育的作用，且在其企业制度中特别重视人才培育，一直不断促进并保持着高水平的科技研发能力。总体而言，我国目前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劳动力与经济发展所需人力资本现实需求还存在着较明显的错配，被动摩擦已在影响就业水平和消费水平，处理不当就会严重制约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文化与“软实力”不足：无形中制约着我国的创新力
我国的深厚文化积淀如何转为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因素，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难题。实际生活中，不少中式文化的消极因素，至今无形中制约着我国的创新力，人们往往不敢为天下先，不善于思辨和冒险创造，社会弥漫“官本位”的思想意识，惯于服从上级而不敢、不能发表真知灼见。这些文化与传统意识特征，形成“软实力”的不足、感召力的欠缺，实际上制约着全球信息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变化中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将文化积淀与意识、信仰转变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子而非制约因子，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政策才可能得到有效落实和发挥作用，“综合国力”中“硬实力”的上升才可能与“软实力”的打造相伴而行，使中国的现代化之梦不至落空，这更是一种深刻的、综合性的挑战。
制度创新的实质性推进：进一步打开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空间的关键
制度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早已告诉我们“制度”因素在微观经济中的不可或缺，而实际上，在经济发展的宏观视角下，制度供给更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以18世纪的英国为例，于1776年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在其19岁那年离乡从苏格兰的格里诺克到伦敦寻求仪器制造匠的培训，两年后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成为一名“数学仪器制造师”，最终成就了蒸汽机的发明，引发了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到来。这类案例表明，技术的发明和创造总体上决非一个个“黑天鹅”事件，而是与专业化基础和经济组织下的制度结构密切相关，换言之，在英国经济当时的专业化水平与经济组织所构造形成的经济制度运行结构和要素流动机制之下，引领世界技术潮流是迟早的必然事件。制度是造就人才、推动新技术产生的核心要素，可说是创新的最主要动力机制。在经济赶超阶段，制度更是经济运行有效与否的关键。从日本的“昭和遣唐使”政策到西方世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实际上都体现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为例，除了技术模仿之外，日本还特别注重法治化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安排，进而以成本管理、经营计划调查、职务分析等制度的学习，不断提升企业管理和经济运行的现代化程度，从而有效降低运行成本，推动、激励技术模仿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大大提升了生产能力，成为经济发展的长足动力。其中，十分典型的是以生产工艺为对象的统计性品质管理，结合日本企业的特点，扩展为全公司范围的综合性全面质量管理（TQC，total quality control），即促使公司内所有的劳动者为提高产品质量而致力于发现问题和改良工作，而这些实实在在地促使从海外引入的技术在日本得以较充分发展，推动了技术从模仿到超越的实现。
“十三五”时期正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克难时期，并必须配之以在实现“全面小康”同时的“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以严治党”。制度创新的实质性推进，总体上成为进一步打开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空间的关键。立足于“十三五”时期，放眼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在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之后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键阶段上，能否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克服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和障碍，把“硬骨头”啃下来，从而在制度变革的探索中获得解放生产力、进入“新常态”、打造升级版的成功，直接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是否能够相对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未来如愿跻身发达经济体之林。
（作者分别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
①“胡焕庸线”即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瑷珲（1956年改称爱珲，1983年改称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中科院国情小组根据2000年资料统计分析，胡焕庸线东南侧以占全国43.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3.77%的人口和95.70%的GDP，压倒性地显示出高密度的经济、社会功能。
②参见贾康、苏京春：《胡焕庸线：从我国基本国情看“半壁压强型”环境压力与针对性能源、环境战略策略——供给管理的重大课题》，载《财政研究》，2015年第4期。
责编/周素丽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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