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根除军国主义的政治文化环境
数百年的军国主义历史对德国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历史上建立在“普鲁士精神”基础上的德意志文化中的“父权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在价值观上更加强调勇敢、严谨、服从、纪律、秩序等“自律性”而非“自由性”的品质。同时，历史上很多德国人都存在种族优越感，认为德意志民族比其他种族更加优秀。母庸讳言，这种社会文化在纳粹兴起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希特勒充分利用了一战后德国人的屈辱感，对魏玛共和国时期贫弱、动荡的不满，尤其是德国社会中下层广泛存在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情绪。按照德国人的心理诉求，希特勒带来了安全、稳定与繁荣，代价是把德国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最终经由战争走向毁灭。
战后初期，很多德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德意志精神”养育了纳粹主义这个反人类的恶魔。他们不愿意承认“普通”德国人在战争中犯有“集体过错”，私下里不乏关于纳粹、战争和占领的错误言论。根据1951年西德“131法案”，不少前纳粹文职人员仍在政府就职。阿登纳政府的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曾参与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工作。直到1960年代末学生运动兴起，西德才开始逐步清理前纳粹官员。在左派学生运动推动下，1969年出任西德总理的社民党人勃兰特开始推行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解的“东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在华沙代表西德与波兰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双膝下跪，代表德国向纳粹受害者谢罪，此举对于在西德营造以纳粹历史为耻的社会氛围起到重要作用。
在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中，杂音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应该如何看待战争给德国人带来的灾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胜利日，对德国人来说是不是战败日、灾难日？2002年，德国历史学家约格·弗里德里希在《大火》一书中详细叙述了二战期间盟军对德国城市的空袭，将其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相提并论。第二，德国的“普通人”在战争有没有罪责？1990年代初，美国历史学家戈德哈根出版专著《希特勒心甘情愿的侩子手——大屠杀中的普通德国人》，对纳粹时期参加大屠杀的德国协警进行专题研究，结论是纳粹时期普通德国人都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帮凶。该书出版后在德国引发争议，不少人以各种说辞进行辩驳。第三，德国对纳粹历史的“赎罪”是否已经结束？1986年，西德历史学家诺尔特在一篇文章中抱怨：纳粹德国已经灭亡40年，这段历史怎么还不能“过去”？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其他国家也曾发生过类似事件。
在德国，这些杂音并不可怕，因为德国政府和公众在否定纳粹历史方面已经形成坚定的主流立场。一方面，战后德国在赎罪问题上态度鲜明。1951年，西德总理阿登纳表示：“赔偿是我们的责任，它虽然不能洗刷我们的罪恶感，却是和解的前提。”根据1965年《联邦赔偿法》的规定，据估计德国已向纳粹时期因种族、宗教、出身和意识形态等原因受到迫害的个人特别是犹太人支付了总计为784亿马克的赔偿。1999年6月，德国众议院决定在柏林建造纪念碑，悼念在纳粹大屠杀中遇害的犹太人，警示国人牢记纳粹时期的罪恶；另一方面，战后德国在遏制国内“新纳粹”势力兴起方面态度坚决。按照德国法律，任何针对纳粹标志的崇拜都是违法行为。2000年，德国警方突袭一场新纳粹音乐会，逮捕32名乐队成员。2013年，德国警方破获一个名为“国家社会地下组织”的新纳粹暴力团体，主犯可能被判终身监禁。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德国民众在反纳粹方面已经形成坚定的共识，成规模的新纳粹主义公开活动都会遭到广泛的抵制。2014年11月，新纳粹分子在柏林示威，抗议政府为外来难民提供避难所。活动遭到3000多名反对极右势力的市民的阻拦，双方发生暴力冲突。正因如此，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如“国家民主党”、“共和党”和“德国人民联盟”等，在各类选举中就几乎从未取得过值得一提的胜利。而在欧洲其他国家，包括法国、荷兰、意大利，此类政党都会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反思战后德国根除军国主义的过程，民众在否定纳粹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极端主义方面形成坚定的主流立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武寅：《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国策第一仗》，《参考消息》，201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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