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中，甲午战争是日本扩张战略的质变点，也是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界碑，它对两国近代历史发展及现代化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甲午之胜标志着日本已经实现明治之后第一波富与强的循环，并开始向第二波的强与富的循环转换；同时甲午之败使中国在贫与弱的循环中越陷越深。
【关键词】甲午战争 明治维新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明治之初，日本继承了前近代时期业已存在的自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融合，奠定了近代日本对外战略的思想基础，于是“扬国威于海外”的对外扩张便成为近代日本的对外战略目标。然而，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为实现这一对外战略目标，在操作层面总体上还处于改正条约争取独立、积蓄力量小试牛刀的准备阶段，先“治国”而后“平天下”，这是由当时日本坚持“内治优先”发展经济的总体思路所决定的。后日本经过殖产兴业的积累，完成了早期的工业化。财大而气粗，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对外扩张自然就提上了日程。甲午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成为日本对外战略发展的质变点。
日本把朝鲜看作侵略亚洲大陆的第一个立脚点
日本一直把朝鲜看作侵略亚洲大陆的第一个立脚点，只有占据了这个立脚点，才能以此为根据地向西推进。东北亚是进入近代之后形成的一个地缘政治中心，日本的扩张路径所遇到的第一大障碍便是庞大而虚弱的清政府，其战略步骤是先“礼”后兵，先策划事端逼签条约，再挑起事端武力介入，待时机成熟便公开发动战争。
甲午战争之前的朝鲜还是中国的藩属国，这种关系包括历史渊源和国土防卫两个方面。日本要实现向亚洲大陆扩张的野心，就必须首先占领朝鲜，在大陆东部边沿建立一个根据地。由于中朝两国在朝贡体系中所处的既定位置，因此实现这一步的关键就是要割断朝鲜与中国的藩属关系。1876年，日本靠武力胁迫与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国是自主的国家，和日本国保有平等的权利”，这种在日本军舰和大炮胁迫下的“自主”和“平等”显然没有真实的意义，而真实的意义在于日本借此否定了朝鲜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东北亚地区局势的这些微妙变动，进一步加深了中国政界有识之士的危机感，恭亲王奕就对日本强盛之后在台湾、琉球和朝鲜问题上的态度深感忧虑，对中国的处境和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变动更加担心。他预感日本强盛之后向朝鲜乃至亚洲大陆扩张势所必然，中国有援助朝鲜之意但力不从心，而又不能坐视局势的演化，处于一个极为不利的地位。
中日之间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与朝鲜国内的政治矛盾纠缠在一起更显错综复杂，亲中和亲日两股势力斗争激烈。1884年在日本的策划下，酿成了亲日派诛杀“心服中国者”的“甲申政变”，事后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由于慈禧太后谕称“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可各派兵，互相知照”，中国在对日策略上的调整和让步，使日本通过专条获得了与中国对等的派兵权，更成为日本之后策动甲午战争的根据。从此，中日两国由外交对抗转变为武装对峙。 “甲申政变”十年之后，爆发了对中日两国影响深远的甲午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