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60年代，自民党进一步加强了基层组织领导体制的建设。从1961年起，自民党决定采取措施充实基层组织的职员数量，在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设置事务局长，完善各级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体制。1961年自民党又计划实施由党本部向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派遣本部职员的“驻地方组织员制”。19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自民党政权的长期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特别是在发展党员方面呈停滞状态，党员人数一直在40万至100万的范围内徘徊。
从1970年代末期起，自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又有了新进展。由于自民党在1977年的临时党大会上修改了总裁公选规则，引入先由全体党员进行选举总裁候选人的预备选举制度，诱使自民党各派阀纷纷大量发展党员、党友，自民党的党员人数在“一夜之间”成倍增长。至1988年8月末，自民党的党员人数达创记录的499万，党友78万，但此后自民党党员人数又急剧降至300万人以下。
冷战后，受社会多元化、自民党地位变化、政局动荡不定以及政党重组频繁等因素的影响，自民党的党员人数呈整体减少趋势。据相关资料显示，2008年，自民党“缴纳党费或会费的人数”为1041846人，2009年则剧减至871871人，下降了近两成。2010年，自民党党员人数继续减少，缴纳党费或会费者为851137人。至2014年12月众议院选举时，自民党党员人数约78万。整体上看，从自民党的党员构成来看，主要由国会议员党员、地方政治家党员和一般党员三部分组成。自民党的一般党员则阶级成分复杂，许多人是作为自民党“友好团体”的成员而集体入党的，在组织上表现为不稳定、松散的特征。自民党自1959年提出党“近代化”的方针以来，其基层组织建设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改善。长期以来，仅仅拥有一、二百万党员的自民党之所以能够在大选中获得2300余万张选票，与自民党国会议员的个人后援会密不可分，真正维持自民党地方组织势力的是个人后援会。
对于自民党国会议员个人而言，由于自民党基层组织较为松散，加之党内激烈的派阀斗争，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支援组织来帮助筹集资金与选票。这种组织就是个人后援会。在自民党国会议员中，往往同时拥有“资金后援会”和“选举后援会”两种组织。其中，“资金后援会”一般设在东京，且作为政治团体正式向自治省登记注册，是一种负责筹集政治资金的财政性援助组织；“选举后援会”则通常以“文化团体”的形式设在议员所在选区，负责聚集选民的选票。在组织结构上，自民党国会议员的个人选举后援会，是以选区内的市町村为单位组织个人后援会支部，然后再设立统辖所有支部的联合会。由于所在选区的地方议员一般在国会议员个人后援会中担任干部，这就意味着地方议员的个人后援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纳入了国会议员的组织网络体系，致使国会议员的个人后援会具有多重性。在日常运营方面，个人后援会完全是政治家个人与选民之间的利益互换体系。政治家在获得个人后援会成员政治支持的同时，必须为他们进行“陈情处理”。
这种最为广泛的后援会组织实现了自民党外围组织的扩张，起着弥补自民党基层组织建设不足的作用。作为个人性组织，个人后援会对自民党的施政活动不承担政治责任，特别是在自民党政权调整政策或出现政策失误的情况下，即使损害了某一社会阶层的利益，但自民党议员仍可通过巩固的个人后援会组织而继续当选，从而使得自民党政权得以维系和发展。
总之，党内治理是执政的自民党始终面临的重大组织建设课题。意识形态凝聚与决策机制规范，都为自民党战后长期执政发挥了支撑性作用，但其基层组织建设一直面临着社会多元化趋势的严峻挑战。如何在组织建设层面上巩固社会支持基础，这也是日本各政党在国家现代化历程中面临的治理难题。
【注释】
①［日］日本政治学会编：《年报政治学1967：现代日本的政党与官僚》，岩波书店，1967年，第41页。
②③［日］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 1955年以后》（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第343页，第379～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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