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多样性的深化是增加现代社会复杂性的重要原因。如何认识文明多样性的深层法则、本质与趋势，如何处理、统筹不同文明体之间及同一文明体内部的复杂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
一
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的推进，也就是处不同区域的文明的主导地位的变更、转换。东方是世界历史的起点，是“历史的幼年时期”，希腊是历史的“青年时代”，罗马是历史的“壮年时代”，日耳曼是历史的“老年时代”。左右不同文明地位转换的深层法则，是理性和自由。理性和自由如太阳一样从东方升起，最终转向了西方。“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黑格尔虽然看到了文明体的多样性、文明发展等事实，但其伦理立场却是西方中心论、特别是德国中心论。黑格尔实质上对不同文明体的平等地位、平等可能性进行了哲学否定，他的文明观是一种单一中心的文明乐观论。
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主体的创造过程，文明是文化的既成状态。“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的最人为的状态。”一方面，作为有机体，任何一个文明都有一个根据特定环境发挥自身潜能的过程，不同时代与区域的人们必然建构多样类型与形态的文明，文明必然是多样性的。另一方面，每一种文明有机体都有一个生成、发展、衰退的过程，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长久地占据主导地位，再强大的文明，包括西方文明都会由盛而衰，甚至走向消亡。“我们生在盛期文明的初冬，而不是成熟的文化的黄金巅峰。”斯宾格勒的文明观是一种多元中心的文明悲观论。
在汤因比那里，左右新旧文明转换的法则主要有两类，一是自然的法则，一是人性的法则。在文明的生长早期，自然法则起主要作用，但随着文明的成长，人性法则日益重要。“人类离开原始状态愈远，愈是有能力按照他的需要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化黑夜为白昼’。”在这两种法则的左右下，人们会遭遇各类挑战，并进行不同的应战，建构起多样的文明。即使“对于同样的一系列共同的挑战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经验”。在挑战与应战中生成的多样文明，往往由于彼此之间的战争特别是内部的冲突而走向崩溃。汤因比希望通过唤醒人们的主体潜能，“依靠人类曾经自由运用的智慧的源泉”，避免世界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重蹈衰落、崩溃的覆辙。汤因比的文明观是一种以文明的多样性、可能性为基础的文明拯救论。
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从不同维度对文明多样性进行了探索，但他们并没有或者说还没有条件，真正站在全球史、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待文明多样性。他们思考多样文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索西方文明的命运，不同程度地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而我们需要对文明多样性进行更为具体的哲学沉思。
二
反思世界文明史，从文明早期到现当代，人类文明始终在两个层面上表现出多样性，一是不同文明体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一是同一文明体内部构成要素、构成领域的差异性、多样性。正是这双重的多样性，推动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也使人们不断遭遇新的问题和冲突。可以说，“文明”与“多样”具有共生性，多样性是文明的内在本质性特性，是文明得以发展的内在结构性动力，也是导致各类文明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反思与分析的意义上，文明多样性的成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自然与社会。自然生态的多样性是文明多样性的重要基础。正如黑格尔所说，“地理的基础……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也正如孟德斯鸠等所认为，不同的地理区域具有不同的特点，人为了在这些不同的区域生存、发展，必然形成与具体的气候、资源等条件相适应的不同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制度方式、空间形构、思想观念等，形成具有不同特点的多样文明。
人的禀赋、行为、习俗、观念等的多样性，特别是多样的分工领域一旦形成，就超越了自然生态，成为文明多样性不断推进和深化的重要原因。文明多样性具体表现为不同的人群、共同体具有不同的空间营建方式、行为与制度习俗等，而文明多样性的深层本质、核心内容则是社会分工、分工领域的多样化。所谓分工的不断发展，也就是人们日益成为分属于不同群体、领域的专业、专门生产者。正是这些日渐多样的专业、专门生产者，生产、营建出日益多样的空间、器物、制度、精神等文明成果。反思文明史，可以说，分工的深化推动着文明的进步，没有分工的不断深化，也就没有文明的不断进步。分工的深化同文明的进步和多样化是同一个过程。
在看到分工深化与文明多样性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分工与文明的不断深化与多样性，是一把“双刃剑”，是一个必然伴随代价与风险的过程。在文明与分工不断深化进程中，人们日益结合成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甚至信仰方式的多样、差异性群体，这些不同的群体之间现实性地存在观念、利益等分歧。当出现领域垄断、利益固化、新兴领域和分工迅速冲击甚至取代传统分工方式、分工领域等现象时，就可能产生社会冲突甚至剧烈的社会动荡。把握文明与分工发展的历史趋势，建构规范文明多样性的伦理法则，对减少文明与分工深化中的代价、风险与问题，具有基础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