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国学热”通过传播传统儒家的圣贤文化，人为地造成了圣贤与普通人的政治差距，促使普通人对圣贤的认同、皈依与服从，公然提倡传统的纲常伦理。他们主张为“三纲五常”正名并提倡恢复，将服从权威与服从道义结合起来，强调服从道义权威优先，但却忽视了任何时代的道义权威都有着独特规定。“三纲五常”所表示的道义权威仅仅适合于君主集权政治的传统时代，而现代社会所推崇和强调的主要是格式化了的法律权威，这显然比前者更有利于政治平等的维护与巩固。如果恢复或复活“三纲五常”的道义权威，那么作为整个现代社会的政治价值基础的平等就会被抽空，而此时的政治价值，就会表现为一种不由自主的历史性倒退，从而使人民共和国变得名不副实。可见，人人政治平等是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不但各色人等不会因为社会角色不同而权利不同，而且人们的普遍权利都应得到平等的保护，不能因为性别与社会角色的不同就必须完全依赖于另一些人，但纲常所要求的信任与服从早已经超越了现代平等的范围，成为一种赤裸裸的不平等。“国学热”中出现的跪拜孔子、提倡女德等现象，实际上已经冲撞了现代社会的政治价值底线，需要引起警惕。
第三，“国学热”不应提倡崇拜的经学思维。中国大陆地区的“国学热”以“儒学热”为主，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地区的新儒家与中国港台及海外地区的新儒家在思想体系框架及宗旨上，存在着明显区别。其中，中国港台及海外地区的新儒学主要立足于解决现代事物同传统文化的相融问题，试图为现代民主与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衔接点、确立生长点，实现民主与科学的中国化。他们虽然强调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但也面向现代“取新”，实现了“取新”与“复古”并重，因而儒学在他们的身上仍然表现出较强的文化创造力。文化“复古”恰好是为了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取新”，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取新”必然会使所复之“古”染上“新”的色泽；坚守文化“复古”又立足于有效地“取新”，从而使文化中有利于“取新”的要素被不断地发掘出来，通过中西结合实现思想的创造性转换，完成“别立新宗”的文化使命。而大陆地区的新儒家则在面向现代“取新”方面严重不足，从而将儒学的复兴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复古”。“复古”而不“取新”就只能重拾经学思维。
中国传统儒学自汉代确立经学地位以来，就形成了绵延不绝的经学思维方式，而其核心就在于崇圣、崇经与尊君。这里的“崇”并非崇高之崇，而是崇拜之崇。“国学热”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与诠释立足于脱离社会土壤的文本分析，通过对儒家圣人与经书的抽象继承，最终表现出对一系列核心性基础概念、命题与判断的虔诚崇拜与心悦诚服。不怀疑，无批判，唯圣人之言是从，甚至要求人们尊孔、尊经，以礼而行，用所谓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名号要求人们普遍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种经学思维方式对于长期延续中国传统君主集权政治的国家形态，具有重要的导引和形塑功能。但自从公民身份在中国出现以来，经学思维方式的内敛性、封闭性与现代人的平等、开放在人格层面出现重大冲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推翻清朝帝制后，又发生了批判传统经学思维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政治价值中的平等、自由、法治、民主等都与经学思维方式存在重大冲突，因而后者在新时代的主题应该是终结，而不是复兴。大陆地区的“国学热”如果试图在思想传统上“别立新宗”，就必须在文化“复古”的同时，积极地面向现代“取新”。否则，这种经学思维方式的“复古”，在现代中国不过是既无价值，也不会有善终的苦熬。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