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妥协的历史考察
理性妥协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人类在残酷的生存演化中不断总结教训而作出的选择。
在原始部落时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为了生存甚至出现过人吃人的悲惨情形，人与人之间不太可能出现妥协。进入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奴隶主与奴隶之间有了妥协的思想萌芽，奴隶主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保存奴隶的生命。进入封建社会，尽管专制统治缺少人性，但也有不少开明的统治者意识到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让对方生存，为了自己生存得更好更需要让对方生存，于是适当地调整统治方式，甚至有限地让利。比如，文景之治时期采取休养生息政策，通过免租和减租方式鼓励老百姓多生产，从而给统治阶级带来了更大的利益。
资本主义社会使妥协精神获得了质的飞跃。掌握了科学技术的劳动者因成为人力资本而显得格外珍贵，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依赖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这也为理性妥协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二战以后，股份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空前增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逐步形成，双方关系的调整更多地依赖契约、规则与协商。除了经济领域，理性妥协在政治领域也颇有成效。1787年美国宪法的通过就是不同利益集团理性妥协的产物。当时，55名代表参加的制宪会议至少存在联邦派和州权派、大州和小州、南部和北部、地产集团和非地产集团等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就决定了立宪过程必然是一个讨价还价和妥协的过程，共讨论了116天，投了569次票，如此反复多次才基本达成一致。
正是因为理性妥协有利于增进社会的共同福利，实现了帕累托改进，所以，人类社会总是在理性妥协的基础上排除分歧、缓和矛盾、协调利益关系，从而实现不断的发展与进步。
理性妥协有助于推进协商民主
作为社会主体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民主不仅是个人意志的充分体现，也是对多数人意志的尊重。因此，民主政治特别是协商民主，乃是理性妥协的产物。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异常复杂，具有长期性、曲折性、渐进性、不平衡性等特征。巴黎公社是最初的尝试，只有72天便夭折。苏联搞了80年，最后以失败告终。我们国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搞了65年，若追溯到民主革命时期则超过90年，而目前仍有很多不足。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过去更多地强调从定性、宏观层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忽视了从更加具体的操作方式上使民主落到实处。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协商民主，与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且易于操作、简便易行，民主主体的认可度、参与的积极性都比较高，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为理想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本质上包含了理性妥协，离开理性妥协，协商民主将举步维艰。当前，无论中国的经济结构还是政治结构、文化结构都日趋复杂，不仅所有制、分配方式不再单一，而且党派、阶级、阶层也不是简单划一的，人们的价值取向、目标追求更加错综复杂。因此，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引领中国公民，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都必须注入理性妥协的精神，协调好包括各党派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公民与政党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以及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充分调动各政治主体、民主主体的积极性，求同存异、协调发展，以理性妥协化解社会冲突、增强社会共识，不断推进协商民主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