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大学“大国方略”课程团队成员 顾骏
“大学通识课的本意是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方向，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学在学生潜力实现中的助推作用。但从策略上说，这是一种‘散弹打飞碟’的思路。尤其是在‘小农’式的课程开发模式中遭到完全挫败：以教师一个人的专业所长来面对广大学生发散的兴趣点，要击中目标谈何容易？有见过用狙击枪打成群麻雀的吗？”
上海大学于2014-2015学年冬季学期开的设新型通识选修课“大国方略”，只经过两个学期的课堂教学，选课结果是“人满为患”。
一门新开的课程能短时得到大学生广泛欢迎，不只是因为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的合理，更值得探讨的，是这门课程内含的开发模式。
教育界的人都知道，上好一门课，受益的是一个班的学生；而开发好一门课，受益的将是选这门课的源源不断的学生。
自从“大国方略”受到追捧后，有个声音一直伴随其左右：这门课程的开发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可复制、可推广？
走红的“大国方略”也承受着质疑：如此高的教务成本，课程如何为继
“大国方略”在上海大学学生的课表上属于面向本科生的通识课。所谓“通识课”，顾名思义，就是为大学生开阔视野、培养兴趣、提供多样性选择的课程，不求深透而求广博，但广博中又必须设有通向专业学习的通道和路标。
从今天来看，比起这门课的高人气，其课程开发模式更值得关注。“大国方略”改变了一位教师讲到底的传统课堂教学形式，采取了上海大学独创的“项链模式”，即集中不同专题上学有专长的教授，各讲一段，借助课程内在的逻辑线索，形成整体的教学效果。
“大国方略”课程开发团队共有10多位教师，而一堂课上最多时会出现4位教师，联袂讲课。授课教师众多还只是数量，其参与者基本都是各学科的知名教授和骨干教师，质量更非同一般，而教学成本之高，显然超乎教务的想象力。
为此，即便“大国方略”教学效果极佳，但质疑声始终不断，“如此不惜工本的教学模式，真可持续？”显然，这样的质疑与其说针对“大国方略”课程，毋宁说针对“大国方略”的课程开发模式。毕竟，再好的课程，如果后续难以为继，都不免有作秀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