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前瞻
丹尼尔·贝尔曾经如此评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繁荣带来了新的不安、紧张和危机，从而打破了繁荣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简单观念。⑨经验显示，中国同样也无法避免繁荣所带来的“新的不安、紧张和危机”。因此，对社会治理的未来保持一种高度前瞻就显得很有必要。
第一，社会治理要求政府和社会共同建构一套科学有效的社会综合治理体系，使强势政府和弱小社会逐渐转变为有效政府和责任社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区、街道、乡村、企业等基层治理取得了巨大进展，同时也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期，需要围绕制度方面的细节问题，不断沟通、协商、谈判、妥协、决策，从网格化管理方式逐步过渡到网络化治理方式。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建设的全局性变革时代，整体改革共识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亟需建立一套中国特色的社会综合治理体系。
第二，社会治理要求创建良序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它要求政府和社会提前做好风险防控，对社会群体活动保持高度敏感，提前预测，提前部署，提前做好情景模拟，防失序之患于未然。同时，落实好问责制度，依法追究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第一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要实现社会的有效协同治理,还有赖于良好的社会资本。目前我国社会普遍存在信任缺失、正式规范先天不足、公民参与网络不健全、公共精神亟待培育等社会资本现状，这已成为社会治理实现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强化公共精神和公民认同，规范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和健全协同运行网络，就成了实现社会治理中各系统、各组织、各阶层协同治理的有效路径。
第三，社会治理要求不断推进民主治理，保障公民权利。民主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新趋势，虽然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治理是万万不能的，绝对不能退化到民生治理。它要求我们时刻警惕民主的混乱与失衡，保持民主的多元性和平衡性，提供了一种解决政府缺位和市场失灵问题的较好工具，其关键在于调整复杂深刻的权利、权力和利益格局，划清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边界，使公共权力与特殊利益相脱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因此，必须重视对政府等公共部门做好预算管理，除继续保留法制监督、政党监督、党内监督等传统方式外，必须将相关信息公开，接受社会、媒体和公民的监督。另外，社区治理要充分发挥民主治理的优势，调动居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广纳民意，组织社区志愿活动，参与社区事务管理。
第四，社会治理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监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而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因此，社会治理必须要将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结合起来，在底层社会力量的自发努力和国家权威性资源的合法运用之间形成制度变迁的合力。法治化的社会治理并非主张运动式治理，而是要加大公民、社会、媒体对政府官员及其普通公务人员、教师、职业经理人等手中人脉、权力、金钱、职位等社会资源的监督，而且要利用权力制衡原理去设计制度，并贯彻落实到底。目前来看，中国社会治理亟需一套具体细化且易于执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坚不可摧的执法系统。社会治理是法治的重要部分，法治化是社会治理的必然趋势。
第五，社会治理要求对社会进行微观治理，防控社会极端事件。新共和主义者佩迪特认为人民享有脱离社会政治活动的个人自由，也享有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公共自由。⑩这种无支配自由具有理想性，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往往会干涉或侵犯到第三方利益，引发个人和他人、社会的冲突，从而威胁到良序和谐社会的建立。不难发现，一系列公共突发事件看似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实则和中国社会处于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期过程中引发的利益冲突有关，和权力、财富、资源的分配极度不均有关，和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个体或群体有关，而要防止这种偶然性事件的爆发需要精细又微观的社会治理。而“福柯借鉴边沁圆形监狱假说提出了全面监控社会的微观治理理论”，从而为针对社会极端事件的微观治理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微观治理要求政府注意维护自身的公信力，加强自身的公共政策执行力。社会治理需要重构国家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创新公共政策，优化政策工具，找到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新路径。
第六，社会治理要求不断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培育社会中间力量。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种类偏少、数量不足、能力较弱、行为不规范、作用发挥不充分等诸多问题。”而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就要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使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与社会组织就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就要进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因此，其首要目标就是要彻底改变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格局，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使社会组织充分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其实，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目的就是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间力量。而这种社会中间力量正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坚力量所在，正是中国保持政治改革继续前行的动力所在，正是保持中国社会和谐有序的希望所在。
（作者为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重点课题“社会治理视野下的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对策研究及对我校的启示”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sz-201403）
【注释】
①《荀子·富国篇》。
①郁建兴：“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中国科学报》，2014年6月6日。
②Fukuyama F., What Is Governanc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Vol.26, No.3, July 2013, pp347～368.
③⑧俞可平主编：《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3页，第15页。
④张国清：《社会治理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页，第583页。
⑤［法］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8页。
⑥Wampler, Brian. Particip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Using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to Transform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2012, 44(4), pp 666～682.
⑦郁建兴：“坚持群众路线，创新治理模式”，《光明日报》，2014年2月12日。
⑨［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87页。
⑩［美］佩迪特：“桑德尔共和主义的重构”，载于马德普主编：《中西政治文化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3页。
龚维斌：“社会治理新常态的八个特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12期。
责编 /于岩（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