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地方代表大会设立政策委员会
制定政策是执政党执掌政权的重要方式，监督党的决策权力行使是执政方式法治化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区域性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党员的代表性，落实党章中对党员参与党内事务、党的政策讨论的权利的规定，保证宪法和党的章程规定的执政党所承担的利益综合和政治参与功能。
因此，应该通过扩大党员属地化管理，增强地方党组织意见综合的范围和能力，继而通过设立政策委员会形成党的领导层与普通党员和群众进行沟通的制度通道，形成群众—普通党员—党的代表大会的政策生成路径。
地方党的政策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负责征集本区域内党员对于党的政策提案的意见并形成草案（协商文件），之后将协商文件下发至区域内各党组织展开讨论并形成政策建议，经政策委员会修改确定后，提交党的代表大会或委员会审议讨论，并最终决定是否作为党的政策提案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或通过党组转化为行政区域内的公共政策，由此形成发扬党内民主与发挥地方自治的重要过程。
完善党组在党介入国家政权中的制度化作用
党的执政过程就是党以何种路径进入国家政权之中，行使国家权力，即执政党必须通过一定方式领导、组织、参与国家机关的工作，借助国家机关实现其主张和理想。执政方式法治化意味着厘清执政党与国家机关的行为边界，通过制度规范衔接组织行为。党组是执政党介入国家政权的组织和制度载体，新近公布的《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明确了党组在本单位中的重大事项决策功能，突出了党组在执行派出党组织决定的核心使命。
但是还应注意到，党组是执政党与国家机构间的媒介，除了执行党的决议外还应发挥在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协调功能。这就首先要求明确派出党组织与党组间的事务、职权范围，区分“重大事项”与“常规工作”的具体内容，避免派出党组织将“领导”变为直接指挥、干预国家机构的正常工作。
其次，党组的协调功能发挥应注意不同国家机构的党组间以党委为平台协调、沟通本部门的意见，并争取获得一致。
最后，区分、细化不同单位、领域内党组的领导和决策范围。国家机构涵盖立法、行政、司法不同领域，依据宪法与法律规定其各自职权范围与权力性质不同，这就要求党组在执行派出党组织决定的过程中必须不能违背宪法和法律对本部门权力性质和范围做出的规范，如人大任免权行使、保证司法独立性的要求等。
实现党与人大在人事任免上的有效衔接
“党管干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原则和方式，依照法定程序向国家政权输送干部是政党执政的主要方式也是行使权力的重要基础。政党法治建设要求党的执政过程与人民民主原则的有效协调，即党对于国家机构中领导职位的要求体现在党掌握对于该职位人选的提名权上。
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宪法赋予的任免权对执政党推荐的候选人进行充分的调查、测评、审计等，最终决定任免结果。在党推荐的候选人被人大任命之后，也完成了从“党的干部”向“国家干部”的身份转变，接受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和监督。这体现在人大依据任期对领导干部的考察、选举、任免和监督上。
因此，实现党管干部、人大任免权、领导干部任期制间的协调统一、有效衔接的过程，一方面要求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有自我约束意识和法治意识，否则对制度的破坏和对代表国家权威的权力机关的不尊重，会严重削弱执政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要建立“党委—党组—人大”的制度衔接路径，健全对领导干部的任免方式，通过法律化、制度化的手段调整领导干部，从而避免在人事任免上“未任到岗、未免离岗、突击任免”等现象发生，对领导干部的任期内监督主要依靠党内民主、党的纪律监督与司法检查机关的监督。
结语
综上所述，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逻辑在于首先是扩充党的代表大会功能，将党章规定法治化；其次是通过合法程序对政党资产管理，将执政党的财务法治化；再次是通过构建各种机制和机构，使党的决策权力法治化；最后是通过完善党组制和党管干部原则，使党介入国家政权的过程法治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4年度重点项目“地方治理中党的权力实现方式创新研究”的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AZZ002）
【注释】
①任剑涛：“从帝制中国、政党国家到宪制中国：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三次转型”，《学海》，2014年第2期。
②林尚立：《建构民主—中国的理论、战略与议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页。
③［美］玛格丽特·利瓦伊、布拉德·艾伯利：《法治建立时刻有原则的领导者》，载自［美］詹姆斯·J·赫克曼等编：《全球视野下的法治》，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4～224页。
④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
⑤［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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