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治理层面探求破解城市管理困局之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迁，过去35年间，中国城市化得以高速发展。城市化率已经从1980年的20%增长到53%。而同一时期，印度的城市化增长率只实现了从25%到32%的增长。中国由工业化驱动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贡献巨大。依据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研究，中国从1980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10%的GDP增长有一半来源于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使得约6亿农村人口摆脱贫困。这些事实表明，城市强则中国强。
当下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第三阶段，即城市化水平越过50%并向更高程度推进。这一阶段在城市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国家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同时城市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转向，从过去以第二产业为主逐渐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在此阶段，城市系统更为复杂，城市功能更为多样化，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城市病症状集中爆发。此阶段突出的问题，一是城市管理者囿于僵化落后的管理模式，对集中爆发的各种城市问题难以应对，二是城市居民消费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原有的城市基础设施、住房、环境条件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由于城市对当代中国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从全面优化国家治理的宏大视野来认知改善和加强城市管理对于提振和维系国家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能力，对于持续增强综合国力与推进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来认知城市管理，才能真正以高屋建瓴的视界建构改善城市管理的方略与政策。基于这样的新理念，在当下中国整合资源破解城市管理困局优化城市管理应确立一个立足点，实现两个转变，认知两种区分，破解五对矛盾，推进八项保障。
其一，必须确立一个立足点，从国家治理战略层面来决策城市管理问题。应在国家层面设置城市治理委员会，统筹、指导、协调和督查全国城市的规划发展和城市病治理问题，从而加大对城市治理力度，以利于规避城市发展误区，规避欧美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曾经陷入的困境和走过的弯路，更好地发挥中国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牵引作用与标杆作用。
其二，必须实现两个方面的观念转变。一是管理者观念的转变。要使城市管理者真正实现从管理者到公共服务供给者的观念转变。具体而言，管理者需要实现从管制本位到服务本位，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从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从官本位到公民本位的根本转变，从而全心全意为城市发展做好服务。二是城市公众观念的转变。要使城市公众认识到，每一位在城市生活的公民都是所在城市共同体中的一员，不仅对该城市的健康发展运行负有责任，而且彼此都负有责任；认识到每一位城市公民都应当是城市文明发展的贡献者和助推者，而不仅仅是城市福祉的受益者。
其三，必须认知两种区分，即区分不同类型的城市及区分不同类型的城市病。在此基础上，加强城市管理的针对性，从而正确施治。一是必须区分城市的不同类型。从城市的功能区分，可分为超级全功能型（如首都等）、区域全功能型（某些重要的区域中心）、政治中心型（各省区的省会首府）、经济中心型（经济重城市）、文化中心型等。以城市的发展程度区分，可分为超级特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等。二是必须以城市的发展活力或竞争力区分，则可分为成熟发展均衡型、新兴发展上升型、产业结构调整型、资源依赖型、环境压力型等。三是必须区分城市病的不同类型。由于城市病有不同的类型，必须明确区分不同城市的城市病主要问题何在，而后才能探求是在政府失灵方面进行治理，还是在资源短缺方面进行治理，抑或是在城市管理技术方面的治理，或者是在城市规划与结构失衡失范方面进行治理。应当明白，城市的发展建设必须依循科学求实的原则，决不能脱离实际贪大求全，不能以行政长官的政绩欲望左右城市的发展。不能总是冀望一个城市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这样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利于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要建构城市发展评估、城市病诊断和城市生态系统评价体系，以利于把握全局统筹安排，并及时发现问题与进行救治。
其四，必须破解五对矛盾。这五对矛盾是：城市资源的稀缺性与公众对资源需求与多样化需求急剧增长的矛盾；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生态保护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保障公平和利益均衡的矛盾；城市发展与安全供给的矛盾；城市管理水准提升与城市居民整体素质提升的矛盾。无论在中国何种类型何种发展层次的城市，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些矛盾，而有些矛盾常常是处于比较尖锐甚至很尖锐的状态，例如前三种矛盾。同时，第四种矛盾亦不容忽略。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乃至社会治安都是对城市公众生活品质与城市经济运行效率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城市管理者必须细致入微地明察所在城市这五种矛盾的现实状态、成因与影响，抓住关键问题，探求化解矛盾的思路与政策，以锲而不舍抓铁留痕的实干精神与韧性，逐个缓解与破解矛盾，恢复和维护城市肌体健康。
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英美等国在其现代城市发展前期曾深陷城市病的困扰，有过灾难性的经历。其城市管理已经走过不少弯路。史鉴昭昭，我们万万不可重蹈覆辙。因此，从优化国家治理的高度认知改善城市管理的重要性，以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的方式积极回应城市病挑战，是祛除城市病象，维护城市健康与活力，继续发挥城市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与驱动作用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②胡大源：“北京每年因交通拥堵损失700亿”，中国经济网，2014年9月28日。
③⑥“交通拥堵造成损失有多大？北京年损失超千亿”，《科技日报》，2013年1月10日。
④张忠华，刘飞：“当前我国城市病问题及其治理 ”，《发展研究》 2012年第2期，第84页。
⑤“74个监测城市中33个空气质量达严重污染级别”，《人民日报》，2013年01月13日。
⑦李柯勇，南婷：“中国超三成城市深陷垃圾围城 焚烧厂建设引担忧”新华网，2010年10月31日。
⑧“破解中小城市垃圾围城 路在何方？”，《科技日报》，2010年12月10日。
⑨杨健：“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 水危机面临大挑战”，《解放日报》，2009年11月16日。
⑩ 薛松：“‘大城市病’笼罩中国”，《环境》，2012年第9期，第50～52页。
黄育英：“印度城市化为何输给中国？”，ft中文网，2015年0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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