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交标志的“和实力”
所谓“和实力”是指以和平的方式使用实力。一国的实力可分为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文化软实力，这些实力类别都可以以和平的方式使用，从而构成不同类型的“和实力”。
在政治“和实力”方面，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多次运用投票权来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世界和平。比如，从2011年到2012年，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三次否决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第二次投否决票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指出，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行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有助于推动政治对话，化解分歧，有助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不应使问题复杂化。中国认为在当前形势下，片面向叙利亚政府施压，预判对话的结果，或强加任何解决方案都无助于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在经济“和实力”方面，中国提出了包容性增长概念，让中国的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周边乃至世界各国。习近平主席对此曾幽默地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行，我们都欢迎。”此后，中国又提出了“一带一路”对外经济合作倡议。这倡议就是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秉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在军事“和实力”方面，中国派兵出国维和、救灾、撤侨、反恐、反海盗、人道主义救援等行动就是属于军事实力的和平使用。比如，中国现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海军已经派出17批护航编队参加亚丁湾国际反海盗护航行动；中国在也门撤侨行动中不仅撤出了中国侨民，而且还顺带撤出了大量外国侨民，赢得相关国家的高度赞誉。不过，武装力量由于其暴力本质，非和平使用方式有时是必不可少的。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情况下，军事实力就必须非和平使用。
在文化“和实力”方面，中国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与一些国家合办“中国文化年”，派文艺团体出国演出等都是在展示我们的文化“和实力”。文化“和实力”与文化软实力基本一致，两者都是试图充分利用中国文化当中“和”的一面来树立当代中国的和平形象。
不同的实力运用方式构成了不同的外交标志，别国可以通过这些标志来预判中国未来的行为。当中国就某一地区热点问题在安理会投否决票时，其他国家就会据此分析中国未来在类似问题上的投票倾向性。当中国在巴基斯坦投巨资打造中巴经济走廊时，其他国家就会据此判断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真诚度。当中国派遣作战部队参加维和行动时，其他国家就会据此研究中国维和政策的变化方向。
“和实力”与“和平牌”的配合使用
信号与标志应当配合使用，在本文中就是“和实力”与“和平牌”应当配合使用，这样中国外交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常说“听其言，观其行”。这里的言就像信号，而行就像标志。你说的话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你的行动所构成的标志，即行胜于言。当言行一致时，行为可以增强话语的力量；当言行不一致时，行为的意义要大于话语，即标志的作用要大于信号。比如，当安倍政府一方面发出希望中日友好的信号，另一方面又参拜靖国神社时，我们当然更看重后一行为的标志性意义。总之，“和平牌”与“和实力”应当是相乘而不是相加的关系，即在没有“和实力”为后盾的情况下打“和平牌”，其效果为零。
这里的难点是如何平衡军事实力的和平使用与非和平使用，如何使军事实力的非和平使用不至于破坏中国的“和平牌”效果。在这方面，我认为需要“两个底线思维”。一方面，我们要坚持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在涉及领土、主权和统一问题上要适时动用武力；另一方面，我们坚持武力是最后手段的底线思维，并创造性地以非暴力或低暴力方式使用军事实力。比如，中越曾在西沙附近围绕中方981勘探船展开海上斗争。我方采取军舰外围监视、执法船合理冲击越船的行动策略，既坚持了不在南海打第一枪的底线原则，又取得很好的斗争效果。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行动来配合“和平牌”这一信号，假以时日，“和平牌”x“和实力”必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其前景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人民日报》，2014年8月22日。
②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年5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