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官僚蜕变的努力经常被消解
依靠权力推动的市场化改革，不可避免地逐渐实现了权钱的结合。有了大笔金钱的权力，在新的形式下，变得更加骄横
1949年之后，带有传统痕迹的旧官僚体制遭遇了颠覆性的摧毁。新建立的官僚科层制虽然从形式上与旧的官僚制差距不大，但由于大量的底层人士进入，带有了强烈的平民色彩。而最高领导人也特别注意防止官僚主义和官僚习气的反弹。不仅特意开党的全会，作出决议来防范自身掌权之后的蜕变，还抓了几个典型的官僚主义事例严肃处理，以警示体制中人。
但是，过多的政治运动将这种防止官僚蜕变的努力，最终都给消解掉了。很多的政治运动、政治批判都不是民众乐见的，所以都得靠党政体制自上而下动员和发动，换言之，得靠权力的杠杆来撬。这样一来，党政权力只能越来越大，权力越来越专横。为了给运动让路，所有的制约机制都得靠边站。运动来的时候，越是不讲道理，越是胡来，权力越是任性，就会得到更多的奖赏。凡是节制的、温和的官员，就逐渐被淘汰，靠边站。不幸的是，这种状况在党内长期存在，久久得不到纠正。凡是试图抵抗或者劝谏的人，都会被新的运动吞没。
结果，越是搞运动，官僚主义就越是泛滥。至少，作为动机之一，为了遏制这样的官僚主义，最高领导人最终发动了文革。而文革中崛起的新贵，权力的横暴更是无法无天。人们稍有不满，就会被打成反革命，甚至置之死地。被新的权力侵犯的人，不仅是一般老百姓，甚至扩大到党的高层和他们的家人。到文革末期，最高领导人也悲哀地发现，权力的私用和泛滥已经到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程度，以权谋私泛滥成灾。
改革开放之后，运动式的权力泛滥得到了遏制。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转换，依靠权力推动的市场化改革，不可避免地逐渐实现了权钱的结合。有了大笔金钱的权力，在新的形式下变得更加骄横。很多地方官、实权官员，或者权力很大的垄断国企老总，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几乎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由于中国经济高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行政权力拉动的。为了维持高速的发展速度，没有人乐意放弃这样的路径。所以，一把手的全权负责制泛滥，一把手可以干好事，也可以干坏事，无论干什么，都没有机制能遏制他们。中国特有的信访制度，其建立的用意就是让民众通过民告官，有反制官僚的能力，借以防止官僚主义滋生。但原来作为民众反制的信访制度，越来越有名无实，有的地方，信访甚至变成了截访。而各种监督机构不是失效，就是蜕变为分肥机构，根本挡不住一把手的滥权。官员的腐败增加，傲慢的程度也增加。很多地方，一把手的傲慢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实际上就是土皇帝。当然，他们治下的民众就更加被无视，被肆意地剥夺权利，呼告无门。
官员的傲慢以及傲慢里夹带的贪腐，让民众的被剥夺感更加强烈。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个群体、一个地方，官民矛盾的尖锐化，每每跟被剥夺感的强度有关。民愤极大的官员，每每都是专横傲慢的官员。如果这样的官员在公开场合，还反复强调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反差就会更加强烈，人们的被剥夺感也就会更强烈。
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官本位传统的国度，在这样的国度，官本位已经深入人心，渗透到民俗文化之中。官员的傲慢在本质上跟官本位的文化和制度有关。打掉官员的傲慢，是非一朝一夕所能奏功的。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要逐渐消减官员的权力，真正让市场决定资源的分配。然后，逐步增加在官员选拔任命过程中民众的发言权，让民众对官员的权力滥用有反制能力。这期间，法治的建设是不可缺少的，让司法机构成为协调官民矛盾的一个机制。这个过程当然会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但只要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官本位还是有可能被消解的。没有官本位，那么官员的傲慢，即使有的话，也无非是个人性情问题，也就无足轻重了。严格地说，“民不聊生”和“官不聊生”都不正常。傲慢在古今中外，都不是一个好品质。官民之间需要的是和谐相处、和谐相待。官不傲民，民不傲官，互相尊重。如是，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官民幸甚。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参考文献】
①李世民：《贞观政要》，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4月版。
②钱穆：《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7月版。
责编/刘瑞一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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