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的用途在于解释力，核心是其逻辑上的一致性。因此，一种能够更好破解“李约瑟之谜”的理论，要求不仅能够解释历史，也能够解释与历史相连的现实，在理论逻辑上，则不能留有缺失的环节，换句话说，不能把一个命题转换为另一个命题，然后戛然而止。例如，在未能完美地回答为什么中国形成科举制的情况下，问题就不能算得到解答。此外，既然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保持其科技领先地位的“李约瑟之谜”是基于中西方的比较而提出的，所以，理论应该同时揭示与此相关的历史上中西方之间的实质性而不是似是而非的差异。
要观察中西方在前工业革命社会的不同，以提供关于“李约瑟之谜”的合理解释
在一个典型的前工业革命社会，马尔萨斯式的贫困恶性循环，或者说人均收入周而复始地回到生存水平，是经济发展的常态。但是，一旦实现工业革命的哪怕是具有偶然性的机会来临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否积累到一个抓住机遇的最低要求水平，决定了能否在一国形成工业革命的突破。因此，我们尝试以极其宏观和大跨度的视角，来观察中西方在前工业革命社会的不同，以提供关于“李约瑟之谜”的合理解释。
在一个徘徊在生存水平的经济中，千千万万个农业经济家庭，甚至手工业家庭的规模都是大同小异的，所有这些“马铃薯”的一切成果，终究不过是维持或高或低的生存水平，因而也只是构成或高或低均衡陷阱的生产方式。因此，个体经济单位不可能形成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所要求的临界最小努力。因此，比家庭更高层次的经济体，如领主经济、村落经济及至国家的职能是否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产生不同经济发展结果的关键。而恰恰在这个层次上，西方与中国有着巨大的分野。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封建社会是非典型的。经济发展只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经济活动的叠加而已。虽然这种典型的小农经济具有较大的弹性和活力，许多制度形式如土地自由买卖等也有利于促进经济活动，但是，缺少一个直接利益相关且具有规模经济的中间层次，来组织和激励技术创新，妨碍了物质资本的积累，从而阻碍了可以达到革命性突破的技术进步。
更重要的是，由于皇朝与地方官员及士绅之间并不是典型的契约关系，而是威权式的层级关系，皇朝统治的合法性并不建立在与地方官员和贵族的互惠基础上。因此，建立一种封建意识形态和礼仪规则，辅之以君权神授的威权及中央军事实力，是合法性的根本和唯一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就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继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在隋唐时期形成以阐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效忠为唯一内容的科举制度，并延续一千多年之久，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种科举制度被看做是一个开放的官员选拔制度，也恰恰起到了把所有的精英引导到通过科举独木桥，从而进入统治阶层的作用。在这种精英选拔体制下，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论证皇朝统治的合法性，以及自己对体制的忠诚，成为精英人才的晋升之途。而科学技术、工艺技能则都成为奇技淫巧，耻与人言。因此，科举制度把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积累道路牢牢地堵死了。
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热心于科学探索的官员或士绅，甚至普通工匠也大有人在，对人类文明积累作出了诸多贡献。但是，知识分子的主流激励不在于此，直接知识的创造就是随机性的，间接知识的积累就是间断性的，不足以积累到科技革命的临界水平，自然也就不能在适当的时机激发出工业革命。
在世界各地都处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中的时候，中国较早并且或许常常处在高水平陷阱中。而当欧洲通过从低水平陷阱到高水平陷阱的提升，进而逐渐为工业革命积累了必要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时候，中国反而没有进入这个发展阶段，错过了实现工业革命的机会。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学部委员）
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
背景阅读
陷阱一词在经济学传统中，被广泛用来表示一种超稳定均衡的经济状态，即一般的短期外力不足以改变的均衡。经济史学家针对“李约瑟之谜”，提出了尝试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假说。
“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认为，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实践把传统技术和生产要素组合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以致维持了一个与欧洲早期历史相比更高的生存水平，从而人口增长很快，相应导致劳动力过多和过于廉价，使得劳动节约型的技术不能得到应用。（陆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