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记者：结合改革和人口战略，谈一下对中长期应对策略，或者说用什么来延长和最终替代“人口红利”？
蔡昉：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支撑高速经济增长的传统源泉相应枯竭，特别表现在经济增长动力不再能够单纯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而必须消除各种制度障碍，转向创新驱动和生产率驱动。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有通过改革挖掘传统“人口红利”的潜力。
首先，短期看，虽然劳动力总量不再能够增长，但是，通过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从而显著增加劳动力供给。例如，目前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中，大约8000多万年龄在20-39岁之间，而只有7000余万年龄在40-59岁之间，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大，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就返乡了。而之所以这部分人没有达到退休年龄就返乡，原因是他们没有获得城镇户籍身份，因而也不能均等地享受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
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实现了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镇劳动力供给则可以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延长劳动力转移过程，还可以使经济增长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为实施生产率驱动战略提供源头之水。
其次，长期看，通过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提高我国人口生育率，一方面可以推迟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十几年之后适度增加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例如，有的研究者估算，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每提高0.1，如从目前的1.4提高到1.5，当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75年前后达到最高点时，老龄化率可以从43.3%降低为41.8%。看上去幅度不大，其实却把老龄化进程延缓了15年。而且，如果生育率可以进一步向替代水平（即子女数可以替代父母人数，可以在长期中保持人口不增不减，一般为2.1）靠近，这个效果则更为明显。
此外，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终究要转到靠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轨道上。而这个转轨也必须依靠改革的深化，包括创造一个更加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继续扩大教育规模和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实质性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的估算表明，如果关键领域的改革得以有效推进，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改善人力资本、提高总和生育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显著地提高潜在增长率，在2020年我国跨入12000美元人均GDP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前后，保持中高速增长。
记者：从扩大内需方面看有什么新的机遇，如农民工市民化、养老产业、医疗产业等？
蔡昉：保持中高速增长既是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也需要更加可持续的需求拉动因素，而你提到的这些社会和产业领域的发展，恰好可以把两者有机结合。首先，这些领域的发展都是为了使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更好和更均等地分享。农民工未来是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最重要来源，其受教育程度不仅关系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从而使就业的稳定和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更重要的是关乎发展质量和产业结构迈入中高端。同时，随着就业稳定和收入增长，一旦这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转化为同样庞大的消费者群体，我国经济增长需求结构将更加平衡，需求拉动力则更加可持续。
其次，与人口年龄结构和预期寿命提高相关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本身也带来诸多产业发展和内需扩大的新机遇。例如，老龄产业、养老产业和医疗产业既是民生产业，又是工业化高潮之后服务经济加快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目前和今后的老年人，大多是改革开放时期高速经济增长的分享者，有一定的收入积累、社会保险覆盖较充分、预期寿命长，因而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他们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扩大消费内需，甚至维系宏观经济均衡和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