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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健康的党内关系(2)

—基于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内关系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关系有其基本的党性原则,如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等。若党内关系丧失原则,则极易蜕变。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党性原则问题,延安时期就制订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党内关系中违背党性原则的状况主要有三种: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自成系统;在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等。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内关系中能否坚持党性原则面临着新的考验:一是市场经济的浸染,利益的诱惑使得党内一些人不顾组织性纪律性,拉帮结派,利益交换,还有一些人搞本位主义,只顾自己小集体的利益,无视大局;二是对外开放条件下,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一些人在党内大搞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三是党的组织基础的扩大,不同社会背景、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进入党内,其中不乏看重党的执政地位的投机分子,他们带入各种思想,从而使得党内关系受到冲击;四是对过去党内斗争的错误理解,认为市场经济里没有必要搞党内斗争,奉行好人哲学,对同志只有表扬,没有批评,对错误的行为不指正,甚至包庇纵容。这些问题都是新形势下党内关系中一些新的现象,严重违背了党性原则。

针对此,一要严肃党内的政治生活。党内生活不能走形式、走过场,搞好人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触及实质、触动灵魂;二要严肃党的政治纪律,绝不允许目无组织、不受约束的少数人在党内肆意横行,要予以严肃的纪律处理;三是不能纵容西方抽象的人性观在党内肆意扩大影响,杜绝一些人以人性对抗党性,搞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四是要敢于开展党内斗争,“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⑧,不能把党内斗争理解为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有分歧很正常,但都必须要通过严肃的党内纪律来加以消除,目的在于党内团结。总之,坚持党内关系的党性原则,党内关系才不会重蹈苏共覆辙。

要有效提升党内关系建设的制度化水平

纵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党内关系,其党内关系的异化蜕变,与制度虚化有着紧密联系。首先,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是没有制度,但制度大多形成于革命年代,很多制度与党所处的长期执政环境是脱节的。革命环境下造就的既有制度,一方面经过了实践检验,是宝贵经验历史财富,但另一方面,随着取得执政地位,旧有的制度逐渐暴露出与领导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的不相适应性。苏共因循守旧,对党内关系的制度的改进无所作为,使得既有制度与党内关系的实际状况严重脱节。其次,制度多缺乏可操作性,停留在纸面上,使得人为因素在党内关系中起到了严重的消极作用。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口口声声说要坚持集体领导制度,“认为今后再由一人身兼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二职是不适当的”⑨。但他通过巧妙的权力斗争,仍将最高权力集于一身,并制造不亚于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苏共党章明确规定要实行选举制,但勃列日涅夫一如既往地坚持干部的任命制,甚至还将对干部的任命原则变为根据与自己远近亲疏关系来加以决定,从而在苏共党内形成“第涅伯河”帮,这个帮派的人,都是勃列日涅夫的同乡、同学以及旧日的同事,以是否效忠他作为可以提拔重用的标准。苏共党内关系,长期就是制度和实际操作两张皮,制度虚化、束之高阁。

借鉴苏共教训,构建健康的党内关系,必须有效提升党内关系建设的制度化水平。一是党内关系的相关制度与时俱进地不断改进尤为重要。中共拨乱反正期间,邓小平同志就反复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改革进程中,中共高度重视党内关系的制度建设,党委议事制度、党务公开制度、《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先后出台,从而对党内关系进行了有效规范。但是,比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现有的制度体系仍不完备。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治国、依法治党,健全党内关系的相关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任务更加急迫和重要。党内关系制度建设必须要立足于党情变化,立足于长期执政、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信息时代等条件来展开,要让制度真正体现出时代性。二是要确保制度的执行力。中共党内关系现有制度,从执行层面上讲仍然有打折扣、不落实的情况。为此,制度建设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总结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要“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为此,首先,要突出完整性,要确保制度能够涵盖党内关系运行的方方面面,避免出现死角、空白,确保制度能够覆盖党内关系运行的全流程;其次,要注重协调性,要确保各项制度之间的有机衔接,确保制度执行起来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特别是避免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互相矛盾和冲突,确保制度执行的效力不至于相互抵消,防止让人无所适从而引发党内关系的紊乱;再次,要加强制度的权威性,制度的效力必须有相应保障,对于违反制度的行为,必须有相应的惩处措施,只有这样,制度才能对健康的党内关系真正起到保障作用。

(作者分别为嘉兴学院思政部讲师,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13年浙江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内关系研究”和嘉兴学院校内科研重点课题“苏共党内关系演变的历史经验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201330213、70112034BW)

【注释】

①《勃列日涅夫言论》(第7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7页。

②《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2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96页。

③《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0页。

④⑥[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07~308页,第31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⑦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续)”,《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3期。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8页。

⑨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72页。

责编/于岩(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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