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传统：礼大于法、贤能政治、重视德性、人伦为本、风化效应
中国文化的上述三重预设，即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直接导致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在整合方式上形成了礼大于法、贤能政治、重视德性、人伦为本、风化效应等重要特点，这便是本文所谓尊德重礼的大传统。
首先，礼法。中国人的关系本位导致他们对于一刀切式的制度缺乏强大的热情和内在的信念。制度是死的、没有人情味，他们倾向于变通；礼是活的、有人情味，他们倾向于认同。这决定了礼治比法治在中国文化中有更大的适应性。古人云：“缘人情而制礼”，“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所以三千年来礼制虽有巨变，但以礼为本、礼大于法的制度模式并未改变。文化人类学对于礼的研究表明，在人类其他许多民族，礼只代表一种历史传承下来、人们被动甚至盲目接受的习俗。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则不然。一代代人自觉、主动、积极地建设礼、维护礼、完善礼，以礼作为治政安邦之本，甚至视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这并非由于中国人不懂法治，而是由于礼治才是中国文化土壤中最有效的制度规范。但这不是要排斥法，只是在礼、法之间确立了主次轻重之别，法以礼为本。
其次，贤能。每个人都要经营关系和人脉，如果他跟我有宿冤或是我的死敌，无论多么有才华也不能信任或提拔。事实上，中国人永远不可能彻底抛弃任人惟亲，所以他们特别需要任人惟贤，以此来突破任人惟亲。贤能政治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中长盛不衰的治理之道，正因为在人际网络盘根错节、裙带关系根深蒂固的世界里，任人惟亲的可能性很大。是因为需要它，所以倡导它；是因为太需要它，所以一直倡导它。汉代的举孝廉，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以及隋唐的科举制，都试图把任人惟贤制度化。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其三，德性。在一个关系本位的文化中，人与人的相互影响最为强大，尤其上级对下属的影响“无微不至”。结果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以民从之”。因此，只有把有德者提升到领导岗位上来，才能真正让人心服口服，从而确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古人所谓“为政以德”、“授有德，则国安”正是基于对这一文化习性的窥破。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是“赫赫师尹，民具尔赡”，所以“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谓“以德治国”，因为没有比“立人极”更有效的治理方式了。
其四，人伦。梁漱溟曾称中国文化为“伦理本位”的文化，并说伦理本位即关系本位。关系本位的差序格局，导致子思认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在所有关系中最为基本，孟子认为三代学校“皆所以明人伦也”；汉儒则将五伦扩充为九伦，合称“三纲六纪”。按照《中庸》的说法，五伦是“天下之达道”。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以一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成就作为衡量一生成败的关键。对人伦关系的重视导致“三纲五常”成为后世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其五，风化。中国文化由于不以彼岸作为其终极归宿，使得人对人的攀比成为最常见的现象。人与人的相互嫉妒和攀比，导致中国人之间相互模仿，进一步导致流行各种风气。不同地域、不同单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圈子的内部都可能流行各自的风气。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历代学者也无不把“移风易俗”作为治理的首要任务。今天的中国式治理，往往仍要从狠刹行业或社会的歪风邪气开始。
中国文化在整合方式上的五个规律性特征，就是本文所谓尊德重礼的中国文化大传统；应该说它们都是由于其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等文化无意识机制而形成，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建筑于其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之上。当然我们也知道，战国特别是汉唐以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儒家阐发的大传统之外，还有道家、法家、佛家等开辟的新传统，但是这些新传统可以说是对德、礼大传统的补充，并以这一传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今天，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是否可以说，由于文化心理结构并未改变，上述五个方面所反映出来的中国文化大传统并没有过时呢？或者说，以德礼为重心的中国文化大传统还会回归呢？如果是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说，虽然今天是欧风美雨盛行，自由主义争艳，各种思潮争鸣，但并不代表中国文化的常态，如何回归自身的大传统才是我们应当致力的方向。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Richard E. Nisbett,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 and Why, New York: Free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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