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发展转变政府管理思维模式
管制思维向服务思维模式转变。传统的政府管理中，科层制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科层制承担着提高政府组织效率，保障政策执行能力以及有效评估政府绩效的责任。但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基于电子政务开展的各项服务平台已经促使政府扁平化，消减了中间管理层的工作，减少了行政节点，原来的层级权力体系随即被打破，依托层级权力管制思维模式必然会有所触动。如果仍然依照旧有模式以统一管理、行政命令等为社会管理手段，势必会令人反感甚至是反抗。一些城市和地区近年来曝光不合理行政行为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都是这种管制思维惯性的尴尬表现。
智慧城市的发展，推动了管理部门与民众的直接联系，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关系得到重构，社会管理由原来的重管制向重服务转变。如南昌市西湖区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实现全区100％街道（镇、处）和100％社区（村）的网络延伸、服务延伸、窗口延伸，居民可以享受零距离的政务服务。这种方便、高效、精准的公共服务提供一方面得益于智慧城市的发展降低了政府原来提供服务所需行政成本，使各项公共服务无缝衔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智慧城市强调服务带来的的行政管理思维转变。
政府主导模式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转变。在世界范围内的智慧城市建设中，无论是颇具高科技实力的欧美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的国家都认识到协作治理的重要性。如欧盟的“信息社会”计划，日本的“I-Japan（智慧日本）战略2015”计划、新加坡“智慧国家2015”计划等，这些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的智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协同发展的复杂巨系统，既需要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各项科技的协同，又需要政府、企业、NGO社会组织以及市民的等诸多建设主体的协同，这与传统政府管理凭借单一主体就可以进行社会改革有着根本的区别。特别是在公民参与治理方面，以往的治理模式中，公民参与治理的方式往往集中在投票、选举上，至于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与管理则没什么发言权，或没有渠道参与，公民的参与并不是十分积极。但智慧城市为公民参与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公民有了能够参与城市治理的技术支持，如美国的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玛诺尔实验室”，就是可以供居民提出有关于城市治理议案的网络平台，居民可以自己投标解决和投票评论赚取积分，积分达到一百万的人有可能成为市长。这就把城市管理中原来政府主导的相对封闭的模式转变为协同治理的开放式模式，极大地引发了社会参与热情。对于政府治理创新来说，智慧城市系统发展可以提高社会多元主体协作的紧密程度和有序程度，有效地促使社会各个主体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产生协同效应，释放社会活力。
由条块思维模式向系统资源整合模式发展。在传统行政管理中，各种行政事务分门别类，大小机构层叠交叉，容易形成政出多门、权责不清的情况，条块分割现象严重。一方面，这种财权、事权的纵向体制固定化，使得直接面对公众事务的基层管理部门谨遵一些可能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条令，无法灵活应变，听得见“炮声”却做不了决策；另一方面，即便在横向的政府部门设置上，也有很多机构职能重复设置，一个问题，多头监管，无形中浪费了很多公共行政资源，也使得政府工作效率迟迟不能提高，民众怨声载道。究其根本，有体制层面的原因，也有技术层面的原因。随着智慧城市大目标的提出，智慧城市追求的是协同发展、有着资源共享的目标，是建立全面感知、深度互联的智慧城市，必定冲击这种设置障碍条块分管的思维方式。最新的例证就是江苏省根据国务院2014年20号文件的要求和国家工商总局的部署，从2014年底开始试行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这项打破条块思维的改革给群众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得到了群众高度赞赏，也节省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和行政资源。并且，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部署，这种“多证合一”整合管理资源的新模式将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开。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开展，在这种新管理思维的启发下，必定会有更多的行政资源整合措施推出，使人们享受智慧城市的果实。
小结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的理论探讨、技术创新和各地的试点实践，使我国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和联合应用开发发生了巨大改变，智慧城市在发展自身系统的同时，已经使传统的政府管理方法、管理思维、管理结构有了新内涵，这势必要求政府创新管理模式与之相适应，但这种创新并不是必然一帆风顺的，还有几方面需要注意：
首先从目标层面来说，中国有5亿人生活在城市，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到2030年这个数字可能会增加一倍，作为人口大国，人口结构不合理、资源匮乏等现实压力不容小觑，也决定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我国未来发展大趋向、大目标不能动摇。
其次，从规划层面看，国内外智慧城市的建设样表明，智慧城市不是一个孤立系统，它的规划制定与一个城市的人口、经济、文化，历史发展脉络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也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智慧规划。
再次，从建设层面来看，我国信息网络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仍然很不均衡，一些经济落后地区还停留在网路基础建设阶段，还需要加大建设力度。信息使用方面，我国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已达到8.71亿人，且绝大多数都是在18岁至40岁之间，60岁以上的移动网络用户微乎其微，信息人口结构的巨大差异导致服务需求导向大不相同，如何全方位培养居民的信息素养，如何在应用开发中照顾到因数字鸿沟而被信息边缘化的人群，是智慧城市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最后，从制度保障层面来说，我们知道智慧城市的最终目的是要将信息技术应用到社会发展中，实现企业生产、民众生活的可持续进步，而这一创新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还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保障体制，才能集中精力，排除干扰，确保目的的实现。
总之，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政府、企民众三方面的协同努力，使得信息化高科技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推动社会进步、政治改革，使城市生活更加有序、健康、充满活力。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71473143）
责编/丰家卫（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