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常态下，包括下一步搞“十三五”规划，一是我们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像那么高了，二是观念要转变，过去是速度优先倒排其他指标，现在首先要确立质量的指标，然后倒推增长速度指标。到底怎么理解？现在的速度能不能更高一点，2014、2015年我们搞8%的增长速度怎么样？看起来不错，但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扩大投资，扩大投资的话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融资，地方政府现在土地已经抵押了，很多土地实际是贬值了，银行贷款已经变成了不良资产。
银行的坏账已经在增加的情况之下，让他继续搞投资、继续贷款，那不是扩大风险吗？很多行业已经产能过剩了，继续增加投资，加剧产能过剩，速度高的话最大的问题是增大风险，当然速度过低也不行。与质量导向的质量体系相对应的合理速度区间并不大，宏观调控的益处就是把这个区间能够找准，能够调的比较稳，走得精准就是这个意思。
刚才我讲了“六可”的质量指标，看了这六个指标之后，不同的人脑子中间的排序是不一样的，政府来的同志一般把就业放在第一位，财政收入放在第二，老百姓说民生可改善，银行想的是风险可控制，环保的同志是资源可持续，都很重要，但我个人观点，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企业可盈利，这是最关键的。
因为企业可盈利之后肯定会雇人，才能上交税收，风险才能控制住，才能给工人发工资，能够搞一些投资，能够搞节能环保的事情，所以企业可盈利这一条我觉得非常关键。企业可盈利什么意思？我们的经济过去有一个特点是高速增长的盈利模式，我们的领导同志经常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特别是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的时候会说速度不要那么高了，效益要好一点。
中国过去凡是效益好的时候，央企利润过一万亿大关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实际速度越高效益越好，生产能力一定的情况下速度高意味着市场越大，规模经济能够充分发挥，单位产品中间的可见成本比较低，这样盈利水平会比较高。高速增长的盈利模式如果不变的话，或者速度效益型盈利模式不变的话，当增长速度低于7%的时候，大概40%，甚至一半的企业是要亏损的。
比如美国的企业，GDP增长2-3%，大部分企业是盈利的，日本的企业GDP增长1%，甚至是零，负增长，大部分企业是盈利的，中国经济转型我觉得核心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当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到了7%，甚至将来更低，到了6%的时候，我们多数企业是要能够盈利的，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其他的质量指标都得不到保障。这里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深入思考。
最近几年，我觉得刺激政策，特别是2008年搞了四万亿的刺激之后，名声有点不太好，把改革和刺激对立起来，我们搞改革不能搞刺激，其实刺激在经济学里面是一个中性词，如果下滑过快时该刺激还是要刺激，但是一定要明确，这种刺激是为了不让下滑过快，让转型比较平稳，它改变不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这样一个大的趋势，结构性的调整方向改不了，也不能够解决很多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最近对通缩的问题大家也有议论，我们CPI现在已经是1.4了，PPI连续30多个月负增长，在考虑通缩的问题。有些人呼吁要降准降息，中国即使出现了一定的通缩，和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是有根本性区别的。我们的通缩实际上是高速增长形成过多产能后，面临的相当长时间调整出现的价格下降，如果一定要讲通缩的话，我觉得是非典型的通缩，或者是一种结构性通缩，不是一般西方国家讲的典型的通缩。
降准降息能起多大作用？能起点作用，也许能改变一下预期。但是这个资金能到实体行业里面去吗？现在行业已经是很严重过剩了，那个钱会朝那投吗？不会的。大部分到了股市，央行一说什么新的政策，要放松一点股市一下就起来了。这种政策我觉得对实体经济的扶持作用或者刺激作用不会太强。如果说短期之内速度确实下滑过快，真正有效的我觉得还是财政政策，还是政府，处处搞建设项目。
现在房地产也差不多了，主要是基础设施方面的，现在的问题是得改革，要提高投资的效率，不能像过去那样乱投资，特别是无效的、浪费的投资，关键是投资要提高效率，提高投资的精准程度，这对我们的政府确实是考验。但是这也有风险和问题，有可能会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不仅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包括中央政府的债务负担。延缓过剩产能调整的过程。这种刺激政策适时适度非常重要，点到为止，不要让它过快下滑就行了。
所以中长期问题还是靠改革，靠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那辆跑得很快的车要减速，形成新的引领模式，将来肯定是中低速增长，要适应，这是问题的关键。短期政策充其量是达到短期平衡，这两个问题一定要平衡。
注：
本文摘编自2015年1月24日“第六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