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了强化中央集权，把有可能挑战皇权的世家势力尽皆侵凌
与世家逐渐退守的情境不同，清朝皇权的扩张正在向历史的高点进发。本来世家应成为皇朝所倚重的统治力量，延续数百年的势力。但中央集权的强化导致皇权与世家的共生关系被破坏。特别是在清朝，中央集权达到高峰，而实现的举措正是拿世家开刀。这些措施除了大兴科举、打破累世强族之外，还包括立军机处、限制文官、打击世家等。
从雍正时期开始建立的军机处，实际上是通过皇帝自己的“秘书小组”向群臣收权的举措。军机处作为秘书小组，独立于朝堂。从此皇帝不是与贵族治天下，而是与亲信共天下。至于对其他的文官，中央集权则严格限制文官结党，雍正皇帝以结党为名大举迫害朝廷官员，造成官吏只能唯上是从，助长官场的因循守旧之风，导致体制的僵化。
至于那些真正的政治家族，皇帝则会区别对待。对满蒙军功贵族是通过婚姻关系、科举选拔、侍卫制度等极尽拉拢。雍正九年（1731）十月喀尔喀副将军策旺扎布上奏折请万安，自称“奴才策旺扎布、奴才丹津多尔济、奴才（臣）策凌等跪请圣主万安。而雍正的朱批则是：“尔等如此使朕畅快，何疾不治，何病不除？朕躬甚安，已痊愈。朕之亲切宝贝尔等俱好么？”连“亲切宝贝”这种词都出来了，足见皇帝对于军功贵族的感情。
但同时朝廷又不遗余力地打击各种地方上的世家大族。绵延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文字狱，就是对诗礼传家的汉族世家大族的严厉打击。顺治时期《明史》案几乎尽灭江南庄氏家族，以及参与《明史》创作的各大江南知识分子家族。康熙时期《南山集》案前后被杀百余人，桐城方家、戴家受到严重打击。此外，名儒孙奇逢、戴名世、顾炎武都被牵连其中，江南士人多被流放。雍正时文字狱更甚，查嗣庭案、曾静案都祸连多家。其中海宁查氏家族先罹《明史》案，再遇“查嗣庭案”，受害深重。乾隆执政63年，制造文字狱130余件，超过历史上其他时期文字狱的总和。
在打击世家的过程中，甚至连满清皇族、贵族也不放过。如查嗣庭案就牵连出雍正的舅舅隆科多案件。雍正还将宫廷斗争扩大化，凡与允礽、允禟有瓜葛的人也都遭到无情的打击。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因曾买过一个苏州女子送给允礽，被定为“大逆极恶”的“奸党”，于雍正五年（1727）由刑部判处死刑，后改为流放。此后以“骚扰驿站”的罪名，将曹頫革职查办，家产被查封抄没，“百年望族”的曹家从此败落。雍正皇帝在曹頫《恭请圣安》的折子上批斥：“为什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账风俗惯了！”其厌恨、打击曹家的倾向已不能再明显。
在皇权的疑惧之下，世家虽不会被完全消灭，但主观上更加退守乡里，只求自保。当然，地方官遇到兴建公共工程时，还是要依赖地方上有影响的大族协助解决。像江西婺源，本地的公共工程如文庙、崇圣祠的建设，以及此后多次修葺改建，都有赖于科举世家程氏家族主持。但毕竟，因为科举时代的士族已变为普通的宗族，虽有地方影响，却再也无力挑战皇权。不过，其与皇权之间也不再合作，家族忠诚也逐渐凌驾于国家忠诚之上。
把有可能挑战皇权的势力尽皆侵凌，其后果对皇权并非有利。本来，在皇权、世家等各方势力均衡的情况下，有可能产生理性商讨、妥协，甚至制度进步。但在世家衰落的情况下，皇权已走向绝对权力，只能是强化专制，再无他途。
当世家与皇权相互支持时，往往形成可以创造王朝的力量；当两者相互攻杀时，往往意味着改朝换代的乱世来临
中国历史上皇权与世家一直处在权力争夺的两端。但考察其历史轨迹，双方实为共生关系。当两者相互支持时，往往形成可以创造王朝的力量；当两者相互攻杀时，往往意味着改朝换代的乱世来临。从权力的规律来看，皇权也需要外在的制约，中央集权需要适当的分权，绝对权力往往意味着孤家寡人的绝对风险。问题只是在于和谁分权，如何分权。
世家实际上是皇权的拱卫。特别是信奉孔孟圣贤学说的科举世家，一方面推行儒家学说，维护国家统一，一方面又用孔孟伦理管理家庭，使自己的行为成为整个社会的规范。有学者认为，儒家学说把宗法组织与国家组织协调起来，把国家看作是家庭的同构。中国封建社会里，由子孝、妇从、父慈伦理观念所建立的家庭关系，正是民顺、臣忠、君仁的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家庭成为组织国家的基本单元，是国家的一个同构体。国家可以利用宗法家庭这一同构的中间层次，大大扩充对个人的管理、控制能力。同构效应对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是重要的组织力量和稳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世家与皇权上是相互制约和相互扶持的共生关系。
但在清朝，世家与皇家久已离心离德。例如，婺源程氏家族是著名的科举世家。据程允中硃卷履历统计，程氏家族自程克鉴起至程允中中举，计9代成员中，拥有科举功名者达174人。程允中硃卷履历列名家族男性人口数为410人，有功名者占家族人口42%以上。在获取功名的174人中，生员134人，贡生33人，举人7人。但这个家族起初却是凭藉程克鉴父子积蓄起来的财富世代应举而形成。这就与古典世家不同，更具有经济基础和政治独立性。而对具有政治独立性的世家来说，他们传统的习惯是：如果皇权稳固，他们就退守乡里；如果皇权式微，他们便力图匡复；如果皇权已经瓦解，回天无术之时，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皇权的角逐者。
晚清时期，太平天国运动严重打击了官宦世家，不少地方“世家大族转瞬几成绝户”。而汉族军功世家趁机再度兴起，做了最后一次挽救皇权的努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其中翘楚，战后也势力大张。李鸿章兄弟6人仅在合肥东乡一处就占地50万亩以上，为当地土地2/3。不仅如此，他们利用权力兴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总局等一批企业，形成最初的官僚资本。这些新兴的汉族世家仍遭到皇帝猜疑，除少数历任中枢外，大多在仕途上进取有限。湘军大部更是被就地解散，其余也逐渐凋零。
清朝灭亡的时候，除了王国维等少数几人之外，并没有发生像明末那样大规模的官员自杀、多个家族为明朝守节、殉难的情形，说明世家对皇权已无任何感情和节义。中央集权消灭了自己的敌人，也同时消灭了自己的朋友。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注释】
①包乐波：《中国历代名人家训精粹》，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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