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政治理想是追求普遍性的，但中国本身的历史与社会环境是特殊性的。从这种特殊性走向普遍性追求的过程则是实践的，是辩证的。恰恰是这种连接普遍与特殊的辩证过程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讨论的中国道路。
是否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超越时空的制度普遍性？这是《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作者们（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试图回答的问题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答案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到了最近三十年，我们愈发觉得，一种叫做“市场化”和“民主化” 的迷信，占据了我们原本丰富多元的理论现场。它们成为一剂“万灵药”，被用来处理在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中浮现的一切问题。我们中的一些人也曾经相信，有一种完美的制度，可以自上而下地为这个世界立法。然而，今天这五位青年学者，试图通过这本书的写作，对这种轻松的解决方案，提出一种不轻松的挑战。这一实践超出了简单的理论批判。他们试图通过这一思想实践，从新中国成立与发展这一深具特殊性色彩的现代史政治“事件”之中，总结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经验”。
第一，对政治理想的讨论更具普世性。
在回国的飞机上，我读完了这本同龄人合著的《大道之行》。在这个雄心勃勃的主标题之下，它确实有一个让我们这代人似乎打不起精神的副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与我们的父辈相比，“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往往意味着《公民》与《思想政治》教育课本中那些干巴巴的教条，以及仿佛永远也拿不到高分的政治考卷。离开学校之后，这些词语随即也迅速成为我们这代人在工作之余、房价压力之下上网“吐槽”的冗余对象。
然而，在《大道之行》作者们的讨论中，我们看不到这种无奈的冷漠。相反，他们像一群热情的斗士，重新将那些一度让我们的父辈无比自豪的普遍信仰摆到了世界面前。在他们看来，“群众路线”与“人民”这类曾经指导了政治实践并鼓舞了整个世界平等追求的信念，完全可以拿到今天，在一个与现实问题对话的过程中，重现其现实价值。
在今天重提政治理想，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与那些深受社会历史条件等“语境”限制的制度讨论相比，对政治理想的讨论实际上是更具普世性的。今年是英国的大选年，伴随着大选的到来，英国国家广播台制作了一套四集纪录片，用四个关键词概括出了一种极具普遍意义的政治基本目标。这四个关键词是：人要有工作（work）、有饭吃（food）、有房子住（house），最后还要有理想（hope）。
将“理想”作为一种与衣食住行、与劳动并列的基本需求提出来，这颇值得玩味。随着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英国社会精英化的色彩愈发严重。市场里不但集中了金融资本，也集中了智力与政治资本。在短短的十年间，野蛮生长的私有化市场迅速将议会政党政治“改造”成了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与另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之间的政治。诸如国家医疗保险这类重要的社会福利，从最初把英国人民从战争的瓦砾中带出来的希望火炬，变成了政党选举之前被肆意摆弄的恩惠工具。“失望”与“冷漠”成了在“80后”年轻人中间蔓延的瘟疫。日益走低的青年人投票率，则是这种病态最直接的政治症状。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瘟疫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新自由主义野蛮市场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无分肤色、信仰、国籍，都成了这种政治冷漠流行病的受害人，也更成了这种野蛮市场下不平等的受难者。原本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身份的“人民” 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代受压抑的无望“屌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