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需要的智库为何那么少
事实上，中国带有“研究”字样的机构至少有20万家，但真正被全球最权威的美国宾州大学主持的《全球智库报告》最新确定的中国智库，仅仅429家；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所确定的中国智库数量仅300多家。为什么中国智库的数量那么少呢？根据《意见》中就智库的八项基本标准来看，智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机构，而是具有特殊功用的研究机构。
第一，《意见》提到的第一、三、六、七条标准，智库应是“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目前许多研究机构，尤其是高校内研究机构不少都只是挂了一个牌，有的著名高校的著名教授甚至兼了七八个研究机构的“主任”或“所长”；有的高校，一个办公室挂着四五个研究机构的门牌；在高校内部，有不少知名教授，限于经费、机制配套不足的原因，常自嘲“学术个体户”，既没有研究助理，连填表申报、订机票、报账等琐杂行政工作也得亲力亲为。可见，“实体性”缺乏，是长期以来中国难能孕育更多优秀智库的重要学术原因。
第二，《意见》提到的第二、五条标准，智库应有“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有“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目前，大多数学者没有成果送报的路径，很难看到政府运行的一手数据和文本，也很少有机会进入政府部门体验决策运行的逻辑。此时，学者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难免会与政策现实差距较远，进一步造成官方的冷落。而那些被官方信任的学者，往往被要求寡言少语、惜字如金，于是，“知道得越多，说得越少；说得越多，知道得越少”成为研究界的潜规则。研究界与学术界存在的隔阂，是长期以来中国未能出现更多优秀智库的重要社会原因。
第三，《意见》提到的第四条标准，智库应“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这条着实难坏了当下研究机构的诸多学者们。笔者走访过数十家欧美智库，均有专门的筹款人员，且数量不在少数。中国智库机构要么靠行政拨款，研究缺乏独立性，要么紧缩拮据，报账结算均不易，“柴米油盐”严重抑制了中国研究者的智库积极性，进而致使大多数学者“避居三舍”，退到书斋里“闹革命”。缺钱，尤其是缺少可高效的长钱，是长期以来中国未能涌现更多优秀智库的重要财政原因。
第四，《意见》提到的第八条标准，智库应有“开展国际交流的良好条件”。长期以来，“外事无小事”，出国审批、办国际会议审批、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审批，使中国学者在国际交流往往谨小慎微。外事政策保守，是长期以来中国未能培育更多优秀智库的重要外事原因。
智库“热”怎样才能到来
幸运的是，《意见》对上文提到诸多问题，把握得相当准，其中在第四部分“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从组织管理体制、研究体制、经费管理制度、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国际交流合作等五大方面的改革着手，无疑是对目前中国智库“大而不强”症状的一剂良药。
然而，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就在于，来自中央的各项改革条例的完美度，往往会受到具体机构、具体事件、具体人物、具体情况的差异而出现折扣。由此，《意见》虽然已出，但《意见》的具体内容仍然需要如《意见》最后一句话所说“结合实际，按照本意见精神制定具体办法”来落实。
落实的前景是光明的，但道路可能还要很久。加速落实《意见》的重要杠杆，在于自上而下地给予智库更多的信任、荣耀、尊重和独立空间。正如欧美领导人喜欢到智库去做讲演那样捧举本国智库，中国各级领导人不妨将各类重要讲演场合放在诸多中国智库的会议室。委托智库扮演更多“二轨”的角色，向社会推举更多真正发挥作用的、受信任的智库学者，多到公开场合说话，久而久之，中国智库的“热”就会渐渐冒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