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看大陆新儒家。
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来看大陆新儒家，我们可以有以下基本认识。
首先，国家治理现代化决不意味着与传统的完全断裂，相反，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都是置身于这个国家的特殊国情与具体历史之中，对于中国这样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言，尤其如此。故而，绝不能认为儒家文明传统已经成了历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毫无裨益。
其次，由上可知，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了对于儒家文明传统某种程度的继承，但这种继承是在现代政治文明基础上的继承。儒家文明传统，特别是君主制下的王朝政治，所立足的政治价值基础与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观念等根本不同。对于儒家文明传统的继承，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致像“原教旨主义儒家”主张的那样，完全撇开现代政治文明，甚至不惜否定现有的基本政制框架，试图以激进主义的“复古”方式另起炉灶。
再次，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解，不能不顾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把自由、民主、法治等现代政治价值抽象化、去语境化，最终竟以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为标准，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相较于“原教旨主义儒家”而言，“西化儒家”更值得警惕，因为前者的偏执与荒谬很容易识别，后者却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与破坏性。比如有些“儒家宪政”的主张，其实是以西方“基督教宪政”为模板，大胆进行理论构想，肆意裁剪中国历史。
复次，一个自然而然的基本结论是：大陆新儒家若要有裨益于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前提是要接受和认同中国以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现实。因此，寻找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儒家文明传统的契合点，主要应该通过发掘儒家文明传统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再者，就是要注重发掘儒家文明传统中具有恒久性的基本特征和因素。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儒家文明传统的继承，不应该沉陷于某些太过具体的内容，而应该着重从抽象层面继承儒家文明传统的优良特质。比如，儒家文明传统具有如下突出特质：政治不单纯是技术性的统治，更承担着文明教化的功能；统一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于人心凝聚和政治认同非常关键；等等。置身在这样的传统中，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从广义的文明教化角度来理解“治理”，特别要注重中国共产党这一“先进性团体”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又次，儒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传统的主体，最根本的是因为它深刻把握了政治生活中的“常道”，最为重视日常生活伦理，特别强调君子德性的修养和家庭伦理的养成。所以，儒家文明传统可能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的较大贡献，应该也是在“修身齐家”的社会层面，有助于整个社会道德精神的养成和道德氛围的塑造。大陆新儒家实该在此方面多加努力。可喜的是，目前一些民间书院开始兴起，对于促进社会人心的向上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就中国共产党这一“先进性团体”而言，每个党员更应该把提高修养、改善作风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把个人品行与政治德性、生活习惯与工作作风、家庭伦理与社会风貌的改善和提升统一起来，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大陆新儒家若能在此方面有所作为，将对于中共党建以及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即便在传统王朝政治下，儒家所承担的功能仍是有限的。中国文明传统虽然以儒家为主体，并常被称为“儒家文明”，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要广大得多，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都在历史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在王朝治理层面，法家就扮演着重要角色，以致有“儒表法里”之说；而在乱世需要拨乱反正之时，纵横家、兵家等便显示威力；在新朝初建、民众需要休养生息时，黄老术往往影响较大。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一个强大的得人心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固然应该重视对儒家优秀治理思想的继承，但还应该从包括其他各家学术在内的整个中华文明大传统中吸取治理智慧。
